吴敬琏

　　经过三十年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未来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的高速增长，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经济和政治的走向。

　　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的高速成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减贫取得的成效，这是所有尊重事实的人都承认的。但未来，中国经济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经济社会生活的层面上看，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社会环境的问题也较严重，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扩大；从经济的深层结构看，内部GDP在投资和消费结构上失衡、过渡的投资和消费不足，外部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双顺差。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就是流动性过剩，或者称货币的过量供应。这导致资产泡沫的形成，或者通货膨胀、消费物价指数上升，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导致这些问题最深层的根源在于增长模式的缺陷，而关于“增长模式”这个说法，在十七大上有一点改变，叫做经济发展模式，但我想内容是一样的。那么要解决中国所面临的这些困难和挑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转变发展的模式，而这样的转变难点颇多，实现不易。这几年来，许多学者对此都发表过深刻的意见，经过非常深入的观察认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主要的障碍在于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最重要的是四点：

　　首先，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如由于银行体系、金融体系改革没有到位，土地产权制度不明确，各级政府对信贷的发放、土地使用依然有着很大的支配权力。

　　其次，各级政府把GDP的增长速度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志，这不光是政府内部的看法，似乎整个社会都形成了这种观念。

　　第三，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的速度紧密相连。

　　最后，市场的力量很小，很多要素价格由行政定价，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以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实际是扭曲了资源配置。

　　如果这个结论是对的话，那么出路在哪里？出路就在于像十七大所要求的那样，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建立起一个规范的市场体系，让市场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过去三十年的事实告诉我们，改革并不是方向不对，而是改革还没有到位。改革前以“城市老爷卫生部”为代表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无法工作，到了1993年中共中央第十四届三中全会时，在社会保障方面出台了一个很好的制度设计。然而近15年过去了，社保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责任是在所谓市场化的改革，还是在于没有能够执行这个决定呢？这样的现象还体现在国企改革和农地改革等方面。

　　同时，中国改革需要打破垄断，消除微观干预。这都牵涉到有关部门的权力和利益，所以推行起来非常困难。但如果不打破垄断，不消除行政部门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无从谈起。同时，我们的市场是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在立法方面，虽然数量不少，但一些基本性立法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从速度到内容都还存在不少问题。

　　解决司法和执法的问题，操作难度可能比立法还要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非人格化交易占主要地位，当非人格化交易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公正的法庭执法，合同执行不能得到保障，经济活动参与人的财产安全性无法得到保护，勾结官府、买官卖官就会越来越盛行。权力会导致腐败，这是一个颠覆不破的真理，市场经济的继续良好发展，就要靠法治来约束权力。

　　按照十七大的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就要在这些方面进行突破，而这并不是空洞的原则，所有这些原则都包含着非常实际的内容。

　　以信息产业为例，中国有世界最大的信息产业市场，不管是移动通信网还是固定通信网，在网络容量和用户数量上，近五年来都稳居世界第一；我们有世界最强的硬件制造能力，现在许多信息产业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或者是中国代工在中国制造。虽然很多中国制造的知识技术含量很低，可我们的进步速度很快。目前中国信息产业拥有高等学历的技术人员人数是世界第一，研发经费根据OECD去年的报告，也超过了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所以我认为，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基础，中国的信息产业或者叫做信息通讯产业就可以顺利地实现产业的升级转型，完全改变面貌，创造中国自己的拳头企业和拳头产品，在某些产业里处于主导地位。

　　可惜的是，我们到处都能看到一些具有突破性的发明创造，但一旦欲将其变为产品就碰到了种种体制上的障碍，包括行政单位运用自己的行政权利保护自己的企业，设置障碍阻断市场准入等等。在很多行业，我们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能不能实现升级转型，取决于各方面的努力，而这其中政府机构端正自己的行为起着关键性作用。

　　未来，党政领导机关根据十七大的决定，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要努力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我并不赞成“小政府就是好政府”的说法，但我也不同意将好政府定义为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处理一切社会经济事务。我认为，政府应该是“有限” 的，提供公共产品，而不处理企业的微观事务；在市场上没有自己的利益，而是给市场提供秩序和条件。

　　同时，促进改革的努力应该来自各方。传媒应为改革营造一个良好的气氛，极力推动各种改革新思维和想法的传播。专家学者也应该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多种视角提出自己的见解，汇集在智慧库里供决策参考。社会各界对专家学者也应有所理解，因为他们并不能穷尽真理，舆论一律只能扼杀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