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

　　不少人认识上存在一个误区，似乎一讲到党的执政能力，就是执政者的能力，其实，这里的“党”，既包括执政者，也包括党的组织，还包括党的整体。就整体而言，党的执政能力实际上首先涉及的是执政党的功能，说到底是要评价政党在政治体系中的功能发挥得如何，它对个人能力的集聚和组合是否科学。这种功能，既和各级执政者个人能力的发挥有关，又不是个人能力的简单相加。组合得好，功能发挥得好，执政能力就强；相反，功能定位不科学，政党作为组织的整体能力就体现不出来，反而是个人能力越强，政党越容易出现功能扭曲，偏离目标。

　　在相当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说，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是党自身的改革。从世界范围看，有的政党在改革中获得了新生，有的政党，则在改革中解体。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改革，自然应当是回归功能取向的，而不是削弱功能取向的。从这个角度讲，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提法，显然使得改革方向更加明确化了。

　　我们党为什么特别需要这样一个自身变革、自身转型的过程？最深刻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首先，中共执政之后，有一个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重大转变。其次，中共执政不久完全接受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成为一个事无巨细、包揽一切的全能政党。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后，它又面临着从领导民众实行计划经济的党向发展市场经济的党的重大转变。这两个转变相辅相成，实际上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开始，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这段时间才形成大体思路。与此同时，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功能的重新定位才变成一种自觉。

　　中共由全能党变成服务型政党，由过去更多地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转向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种转变较之于其他任何政党都要深刻得多。

　　未来三十 年，理念上更加自觉的转变至关重要。理念转变的内容包括：给予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主体以应有的地位，扩大党的队伍的代表性和包容性，增加意识形态的灵活性，使“党管干部”科学化，通过发展民主来提高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民间组织的出现，强调吸收、借鉴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等等。

　　理顺党政关系的基本思路，一是要按照公共权力的自身运作规律来设计政府的运作。二是改变党控制政府的方式。一方面不再把党的职务和政府的职务(特别是主要领导的职务)人为地、刻意地分开，而是党把自己的精英推荐给公众，经过他们选择，输送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真正执掌权力；另一方面，党组织(如党委会、常委会等)不再作为权力的直接掌握者，和政府争当行使权力的主体。党组织应当恢复作为政治组织的本来面目，充当人民控制政府、监督政府的工具，充当人民与公共权力联系的桥梁。

　　民主针对的是公共权力的运作，因而体现在公共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党内民主虽然是一个借用过来的概念，但原理是一样的。选举民主体现授权环节的民主，是整个民主的起点。没有选举民主，民主就没有了前提。在监督上也是如此。民主包含监督。但监督并非都体现民主。根据授权关系，监督分为民主监督和行政监督两种。两者互动，才能使监督到位。如果两者混淆，用行政监督代替整个监督，其结果是腐败现象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甚至会引发更高层面的腐败。

　　加强制度建设，早已成为中共党内的共识。但是，这些年在制度建设方面的认识有偏差。人们普遍把具体的规定、要求以及由这些规定要求堆积而成的条例叫做制度，因而出现了一个规定接着一个规定、一个条例接着一个条例出台，但约束力却普遍缺乏的状况。严格说来，规定、要求、条例都只能算作制度的要素。制度不是要素的堆砌，而应是要素之间有机连接而成的网络、系统。今后制度建设的重点，无疑是从制度要素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即着力于运行体制和机制的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