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要经历“改革阵痛期”

　　郭英剑 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写在前面的话

　　当全体中国人为百年奥运即将在北京召开做最后准备的时候，2008年7月中旬，中国的媒体、特别是所有的教育媒体，几乎完全忽视了发生在美国教育界的一件可能对美国高等教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

　　7月17～18日，美国教育部在芝加哥召开了为期两天的“高等教育峰会”。与会者包括教育部官员、大学校长、各州官员、相关政策方面专家等150余人。会议的关键词是“改革”，主题则是“完善联邦政府助学金申请制度”，而目标则是要“提高美国中学生进入大学、读完大学的数量”。作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如何完善其高等教育体制、继续保持其领袖地位，成为美国教育界官员以及教育家都在深入思考的问题。一言以蔽之，进入21世纪后，“忧患意识”在美国教育界蔓延开来。

　　美国的教育官员在考虑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美国各个大学也都在思考如何应对21世纪的挑战。哈佛新任校长德鲁·福斯特在2007年10月上任伊始说，“现在是哈佛以及像哈佛这类大学去思考的时候了：在这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我们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美国教育界的一个共识是，为了保持美国在21世纪的领导地位，就必须保持其在高等教育上的领袖地位，因此，也就必须为此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

　　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该如何应对21世纪的挑战，下一个30年，我们的教育怎么办？

　　1978～2008：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恢复期”

　　若单单从近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看、从高等教育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来看，给予中国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无论多么高的评价都不过分。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里，有一些年份、有一些事件会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中。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这成为教育“拨乱反正”的重要标志，更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

　　1978年，中国开始向海外选派留学人员。

　　1980年代，许多高校走上“改革试点”的道路，从人事制度、教学科研、政治体制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1995年。实施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211工程”。同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199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1999年，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出台重点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985工程”。

　　2002年，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逐步开始大规模地进行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的评估工作。同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除上述之外，我们还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数据去显示30年来高等教育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都有目共睹。然而，当我们理性地看待、特别是站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的立场去看待这30年的成就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1978～2008 的30年，实际上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恢复期”——恢复到新中国高等教育所应该具有的正常状态。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用立法的形式规范“高等教育”，也才不过10年的时间。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些很严峻的现实是：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太大；高校体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教育距离国际化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等等。而这些问题，都需要甚至是必须要在未来的30年内得以重大的改观，才能保证中国的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稳定的发展之路，大学也才能谈得上要迈向世界一流。

　　2008～2038：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阵痛”期

　　1977年开始引领中国“改革开放”先声的高等教育，现在却成了为人诟病最多的一个领域，甚至被人指责为中国改革的最后的壁垒。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它需要进行改革，否则将严重制约着中国未来的发展。

　　我认为，未来的30年，将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改革阵痛期”。因为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发展到了“瓶颈” 阶段，不经历“改革的阵痛”，中国高等教育难以有“质的改变”，中国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更是近乎空谈。

　　依我之见未来30年，中国高等教育必须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衔接问题。现存的很多问题其实与我国的基础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说句并非危言耸听的话，基础教育阶段的问题不解决，高等教育阶段所存在的问题永无出头之日。而这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现行的“ 高考制度”。从未来着眼，现有的“高考制度”必须加以改革。

　　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我们是应试教育大国。这种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思维方式、学习方法、个人和集体心理意识等方面，都无助于成为创新的人才，甚至根本就是有害。

　　在当下的中国，上大学要进行入学考试，这本身没有错，在未来的30年也不会有改变，但错在我们目前的“考法” 。现在，人们已经开始分析2009年新高考的动向了。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说，新课改下的新高考的总设计思路是：高考+ 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实际上，从2001年就开始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试图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但7年过去了，我们尚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变化——“高考”依旧是原来的“高考”，“应试教育”还在我们的基础教育阶段大兴其道！

　　无论是教育官员还是教育工作者都很清楚：无论是高中课改还是初中课改，课程内容的变更都只是表面，关键改的是教学理念。这就需要教师、学生乃至全社会都认识到课改不是改头换面，而是一次全新的改革，从思想理念到实践操作都具有颠覆色彩。若是“高考”在整体思路以及内容与形式方面不做大的改动，我们的学生还会依然靠“死记硬背”而出人头地，如此一来，高考“指挥棒”的作用还会继续发挥其强大的社会作用，而且会直接导致实际操作中的课改不会有大的改动。

　　第二，中国的各级教育管理部门要转变职能，明确与高校之间的关系。纵观改革开放30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史，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现在到了进一步明确教育管理部门职责的时候了。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就教育部门的管理职责而言，现在对高校的管理有愈来愈严、行政影响力越来越大的趋势。我认为，教育管理部门的职责应重在宏观管理。教育管理部门之于大学，应该从目前的“领导”角色，逐步向“管理”角色转换，最终的目标应该是代表国家对公立高校进行“评估”，使之保证能为国家培养出真正需要的人才来。作为政府的管理职能部门，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应该更多地在宏观层面上发挥作用。比如，在特殊情况下，教育部作为国家的行政机构，应该代行国家使命，可以以“立法”的形式要求公立大学执行国家的一些决定或是规定。再比如，近几年来的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但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看，这倒不失为是教育部的职能之所在。从“美国高等教育峰会”我们也可以看到，评估是大趋势(当然，如何去评估，那是另一个话题)。但在一般情况下，教育管理部门应该更多地允许大学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律去办学。但像目前这样不仅专业要管，就连课程、教材也要管，实在不应该是它的功能。从这个角度讲，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对高校要逐渐地“放手”。

　　第三，大学应该依靠自主发展，强化大学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意识。所谓自主发展，就是各个高校根据自己的传统以及特长，确立自己的使命，规划自己的未来，确定培养不同于别人的目标，为社会培养优秀的人才，加强为社会服务的功能。

　　在教育管理部门逐步实现角色转换的同时，大学应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来。必须明确的是，作为公立大学，中国的高校应该对国家的未来承担更多的责任。大学应该承担改革的使命，特别是像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顶尖大学更应如此，它们应该走在改革的最前沿。对于这类大学，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完全应该、也完全可以“放手”，因为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本身具备自我调节与修正功能。过分的干预反倒会制约其发展。

　　在自主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承认我们的大学与西方的大学存在着实实在在的差距，而这种差距不是十年、八年就可以追上的。以美国的大学为例，在刚刚揭晓的200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普林斯顿大学有1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有两位校友，哥伦比亚大学有1位教授。在这些世界一流大学中如此多的学者同年摘取诺贝尔桂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大学的整体实力。它也从一个侧面可以使我们看到自己的差距。

　　应该说，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东方的日本与韩国，他们的高等教育都可以给我们提供学习和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也还可以从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的现状、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中汲取营养，以推动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第四，继续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着力发展职业、技术学院，同时，重点支持发展民办高校。

　　据报道，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约1.28亿，录取人数约5386万，而从1998年到2008年的10年间录取人数占改革开放30年来录取总数的75%。这当然是个辉煌的成就，但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我们的人口数与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甚至与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人数比例都还是非常低的。以上述报道的数据为例，仅只是报考的人中，就有一半多的人无法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设想一下，若是30年来所有报考的1.2 8亿人都能上大学，那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现状则可能是另外一幅景观，甚至中国的现状都会有大的改观也未可知。所以，我认为，在未来的30年，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大力提高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依旧应该是中国未来30年发展的一个“关键点”。

　　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应该着力发展职业、技术学院，使之成为与高校互补的高等教育体制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应该在体制上，使职业、技术学院与普通高等学校在学制、体制上有衔接，从而可以使一部分因为各种原因上了职业、技术学院、还愿继续攻读大学学位的人有机会上大学。在未来的30年内，国家还应该出台更多的政策和措施，以借助社会力量来兴办普通高等教育，从而弥补公立高校在为国家培育人才方面的不足。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意识到，国家的经济是否能够健康发展与其教育实力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会承认，未来 30年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至关重要，对中国立足于世界之林至关重要。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有准备和勇气来承受改革的“ 阵痛”。如若不然，未来我们要承担的，一定会更多……

　　在世界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30年只是历史长河的一瞬间，可谓时不我待，需要只争朝夕……

　　2038年始，当上述问题得以解决，彼时彼刻，中国的高等教育才能说“进入到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中国大学也才能够说，我们要向世界一流迈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