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60周岁对于一个人来说，叫做“耳顺”之年。中国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而立”之前的幼年期、少年期、青春期，所以很多方面很幼稚，躁动不安，喜欢折腾。三十而立，改革开放，显得像个成年人的样子了。四十不惑，我们找到了方向，确定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五十知天命，中国社会走向成熟，我们的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如今是六十耳顺，中国社会应该更趋于成熟，方方面面要统筹兼顾。

　　我以为，耳顺的意思，就是要广泛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民主”的真谛是利益的表达。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创造这样一种社会机制，让各个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不管是多数、少数，都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即使表达的方式激烈一些，也不以为忤，这才有“耳顺”的大度和气概。

　　我以称之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社会机制”，就是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各个社会阶层、各个社会群体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能够自觉遵守的社会契约。

　　从理论上说，在现代社会里，无论从“经济人”、“社会人”……或者以其他的视角去看人类的活动，一个成熟的社会最突出的标志性语言应该是“理智”二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时，个人利益的“气场”就可能像水面上的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去。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这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利益圈”的交叉乃至碰撞，如果大家都不让步，就必然会导致冲突，其结果很可能是“双输”或“多输”。

　　因此，理性的选择就是以“妥协”为号召，营造一个 “双赢”或“多赢”的和谐局面。

　　但是，很遗憾，我们距离这样的目标还很远。最近发生的不少群体性事件表明，我们的处理方式还是简单粗暴的，很多地方政府治理方式似乎只有两招：要么“放纵”，美其名曰“市场化”；要么“禁止”，妖魔化为“不合法”。因此，在拆迁、城管、征地、环保等方面，非理智的不当行政行为造成了诸多社会矛盾。

　　在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中，有两点是必须要处理好的。一是关乎经济利益的，要使社会各社会阶层、各社会群体，不论是多数还是少数，都来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二是讲求“公平”和“公正”。在这两方面，常常要求党和国家的社会政策要偏向于社会弱势群体，以国家的权威来平衡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与生俱来”的不平衡。

　　由于权力和信息的不对称，弱势群体要想与强势群体乃至政府机构直接对话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同时，因为传输渠道的不通畅造成的信息衰变，使决策者要想真正听到弱势群体的“实话实说”也不容易，所以，媒体和学界的“中介”角色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就显得很重要。尤其是专家学者的身份比较超然，可以更全面、更深入、更高瞻远瞩地看问题。

　　就方法和手段而言，他们可以运用社会科学调查研究方法，用以问卷为基础的定量分析和以个案访谈或“焦点小组” 为基础的定性分析，实事求是地反映群众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这样，政府的决策就容易多了。

　　但是，从社会政策学本身的价值观和理论来说，并不赞成这样做。所以，长远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让弱势群体能够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愿的体制和机制，使弱势群体能够与政府或其所属的相关机构直接沟通和交流，这是理想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