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从屈辱到崛起的25个文本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9月22日17:50 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生活周刊2009036期封面

　　◎舒可文

　　当一种在世界上占据强势的文明逼近到“老大帝国”面前时，中国曾经历了一步又一步的退让和屈辱。当1900年8月，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组成的联军攻占北京时，中国已经被迫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延续发展了5000年的中华文明在强势的现代西方文明面前劣势之明显，非经一番彻底改造已无生存的空间。而1901年义和团运动被平息后，与西方文明在心理上对抗的方式也基本终结了。

　　因为“维新运动”失败而出走日本的梁启超，在那一年奋而“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呼吁制出将来一个“少年中国”。1902年，邹容在《革命军》中设想的“中华共和国”，其最基本的独立自由权力，是“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利与各大国平等”。这一步一直走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有了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政治体系，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在这之后又经历了艰难的发展道路选择，付出了很多政治代价，才使广泛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变革得以走向一个越来越光明的方向。经过百年艰辛的再造，无数精英人物付出了鲜血与生命的代价，才使中国终于从根本上摆脱了贫困、落后、欺凌与屈辱，真正走向了强盛和生机勃勃。

　　从100年前开始的对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再造，伴随着每一代人对一个新的国家的梦想和对中华文明的自省。展开贯穿其中的历史文本，中西古今的种种思想资源和复杂的情感体验在其间“错综交织、融会冲突”着，却也向我们显示出一种超越个人的历史境况和社会选择的推动力。中国，在历史中终得复兴，虽然历史远未终结，但今天的中国终于可以回应百年前先人的梦想：“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

　　第一章：中国本体的确认

　　中华民族

　　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泰纳演讲”上已经可以很从容地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而在1900年时，虽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文化整体的历史事实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外来者的日常概念也接受这一事实，但在现代世界格局中，它显然有别于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概念。挟武力而来的现代国家概念展示了强大的国家和现代工业的力量，随之而来的是中华文明体自我形象的模糊，梁启超以“哀时客”的心情这样反省：“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

　　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奕、丁日昌等人的奏折、文书中，虽早已使用了“中国”这一名词，但那依然是在以天下观念中与“外”对应的“中”，还不是现代世界格局中的众多国家之一，因为古代中国的内外概念标准不是以民族划分，也没有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是以文明类型划分“华夷之别”。当天下观念被欧美国家构造的世界格局摧毁后，延续几千年的“华夷之别”的天下图景完全转变了，“华”不再具有原来的优势和优越感，而“夷”也不再是那个漫无边际的荒蛮化外之民。

　　在一盘散沙的中国，严复的《天演论》传播出一个世界族群之间相互竞争的图景。深重的生存忧虑中，“合群”的重要性才进入中国思想者的视线。“能自结者则排人，不能自结者则排于人”，只有能在历史中结合成一个团体的，才能生存下来形成自己的历史。这种新的生存伦理大异于“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怡人自得，迫使中华文明面临着重新理解世界秩序的世界观改造，也面临着重新理解中华作为一个政治社会实体的自我再造，这个从观念到心理的全面转变首先是对中国本体的论证，为自身“正名”，中国是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华民族”构成。

　　这个正名的工程起始于与外强的对抗中，因此不得不在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基础上展开。

　　近代史研究者一般认为，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1902年在《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他又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但那还是指从古华夏族不断壮大的汉族。到1905年，他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放弃了一直沿用的汉人名称，数次使用“中华民族”来指对生活在中华文明体中的各族人民，他“凭古籍，搜遗迹，举其大者”推断，“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以历史演进的史实说明中华民族的多元混合特征，包含中国版图内汉、满、蒙、回、藏等所有民族。

　　这期间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和梁启超的个人阅历与他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论证显然有一个对应关联。1903年几乎一年的时间，他都在美洲游历，这次游美本是政治性的，但他除了从事与维新会事务有关的活动，《新大陆游记》记录了他对美国的实地考察，盛赞美国短短百余年间获得的繁荣富强。之后在他的写作中显示出了一种政治思想的变化，开始热情介绍德国法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政治理论，并开始使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

　　1904年，9月7日，英国军队在布达拉宫外架设大炮对准布达拉宫，《拉萨条约》在大炮下签署。10月3日，在康有为、梁启超资助下刚刚创办半年的《时报》刊登了《英藏新约斠注》的文章，指其是“失权之渐”，“情节大重”，“万难允从”。

　　中国与美国的现实图景构成了极端的对比，在美国一端，梁启超的结论是，它的成就“皆由政治上之结集，一变为生计上之结集”；而中国的一端则是“世界眈眈六七强，方俎置我中国汲汲谋剖食日不给，而我于其间乃有所谓省界问题者，日益滋蔓”，中国面临着混乱、解体。此时梁启超对民族历史的研究，其直接的动机显然是为了以中国民族融合的史实来确认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依据。1922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中梁启超确认了这一动机：“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在这个历史潮流中，为民族正名，呼唤民族主义才能使中国不亡而进入现代的进程。因此，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被认为是传统中国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民族主义盛行的潮流中，使用“中华民族”来确认和维护在历史中形成的统一的政治社会实体，虽然是被迫之举，但无论在事实上或在学理上都不离题意，人类学家福斯特经过对现代民族的考察曾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族文化的建立是新生国家追求现代化的一部分。”“所有关于民族精粹的定义都是有选择地忽略与其相争的其他定义。”

　　但在当时，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定义却与孙中山组建同盟会的排满革命主张存在差别。1906至1907年，以《新民丛刊》和《民报》为言论阵地，维新派和革命派有一场论战，《新民丛刊》是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刊物，理论上着力介绍西方新学说，政治上反对革命运动，《民报》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后，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在日本东京创办，孙中山在发刊词中号召暴力革命，反对改良和立宪，提出了“三民主义”。在那个阶段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概念主要还是指汉族，“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这种差异在那个历史时刻不仅是思想之争，它还关系着中国人在现代转折期艰难的民族自觉历程。

　　后来，同样是出于对中国现实与前途的深虑，孙中山改变了他的主张，1912年元旦他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辛亥革命后，在上海这样的开明城市，甚至颁布出《化解种族见解之文告》，禁止在报刊、公函、私信中使用“大汉”字样。对统一的“中华民族”的认同，使中国社会顺利地度过了“排满”革命时期的民族认同困境。

　　辛亥革命之后，经新文化运动，到和谐社会的倡议，其中所经历的对中国前途的梦想和种种设计，其原动力无不立足于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之上。

　　民族国家

　　如果说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是对它的经济和社会需求的回应，那么中国的民族自觉则是被逼迫追认而成的，国家观念的确认，则是在日本侵华之后。

　　日本早在大面积进攻中国的20年前就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觊觎着中国，1917年李大钊在《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连续两篇文章里，针对日本的觊觎重提中华民族的融合，他说：“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及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云。”

　　由于中华民族与国家的正名主要基于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针对外强的政治诉求遮蔽了其中存在的更多层次的元素，现代的国家观念与中国天下传统的多元族群如何匹配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答。“民族是由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孙中山对民族与国家的这一理解影响着当时的政治思想，而实际上辛亥革命后，中国并没有走向统一，四分五裂的局面更加严峻，每一个势力背后都有着某个强国的影子，因此中国也没有实际上的独立。

　　1926年，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吴文藻发表了《民族与国家》一文，作为中国第一代人类学社会学家，吴文藻以此文“专阐明民族与国家之真谛，及二者应有之区别，与相互间应有之关系”，他详细区别了种族、民族、国家、政邦4个层次的概念，其中种族是生物学名词，而民族是社会学名词，是文化、心理事务，从近代事实看，一种族可以加入很多个民族，一民族可以包含很多种族。国家是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单位，而政邦是社会有机体，是社会的历程。民族与国家的概念虽然来自英文的“nation”一词，但它并不是合一的概念，由此说明可以有欧洲那样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也可以由多民族组成一个国家。

　　当时中国的弱势在于以国家为形式的政治组织的缺乏，吴文藻从人类学理论出发将民族概念区别于西方的国家概念，在民族与文化之间建立起联系，树立了中国的国家观念，为中国建立一个有力的政治体系提供了现代依据。新一代人类学家王铭铭在回顾吴文藻这篇论文时写道：“吴文藻怀有一种对文化的双重期待。一方面，他期待作为一种创造人的自由的文化过程能够成为中华民族自我复兴的手段；另一方面，他期待作为多元的不同民族文化能在这个‘天下’的复兴中得到保护、尊重，同时发挥他们对于这种文化过程的归向作用。”吴文藻最早对存在于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差异问题进行的这番系统分析，在南京政府确立以后，尤其是抗战开始后，经由人类学界逐步推向了政治思想界。

　　日本入侵中国是中国近现代最深重的灾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1932年，东北全面沦陷。“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张君劢与张东逊在北平组成国家社会党，强力主张在国难中必得成立一个统一有效率的政府，因为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团结全民族，维持国内和平，共同抗御外敌；

　　1933年，日本侵入热河。历史学家傅斯年高调宣称“大规模的抵抗便是中国受严格的国民训练之开始”，“我们一旦被咬得不混沌了，然后是中华民族的复兴”；

　　1935年，日军在华北制造了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并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扶植伪政府。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呼吁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年底，“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8条主张，其中首先提出的是“坚持领土、主权的完整”；

　　1936年，日军从东、西、北三面对北平形成了包围。之前一直提倡和谈的胡适转而支持抵抗，甚至认为袁世凯的复辟可以谅解，而对梁启超在日本支持下的护国反倒觉得“栗然危惧”。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国共合作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在这极其简单的罗列中，已经可以听到，来自各种不同立场的最后吼声都包含着国土完整、国家主权的意识。美国作家白修德说“美国是由一个观念产生的国家”，那么中国则是在危难中完成了国家意识的形成。

百年中国25个文本导读：

1900年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节选)

　　 “壮哉，我少年中国……”

1919年孙中山：《建国方略·自序》(节选)

　　中国现代化第一份蓝图与它面对的西方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