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芳/图文
2013年1月7日，矽肺病患者田维文步着工友们的后尘而去。发病十多年来，他和妻子苦苦相守，一直煎熬。老田的离去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自此他可以不再每天依靠着吸氧机，不再痛苦。老田妻子的哭泣是对她这么多年的守候没能挽留老田的遗憾，也是对自己这么多年艰难生活的倾诉。
早在十多年前，位于大别山区的西河口尽管不算十分富裕但很平静。然而，在这个美丽的村庄背后已经开始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杀机。上世纪90年代，西河口的3万多人口中，每年到海南金矿打工的有2000多人，从2000年以后，陆续有人检查出有矽肺病。最早几有几十个人。两年前年，六安市裕安区政府再度对全区矽肺病患者展开了一次调查，调查报告称，该区向卫生部门申请慢性疾病救助的矽肺病患者，2005年有52例，到2010年已达234例。2011年，裕安区已确诊矽肺病患者323人，在六安市人民医院经过鉴定但未出报告的有269人，另有1000余人尚在观察之中……西河口乡是发病最多的地方之一，田维文、罗时伍、宋道仙、叶义根、黄修坤、王华长、李光前、陆光年陆光前兄弟、张学宏、田维和等都是第一批矽肺病患者。
自2002年以来，田维文目睹着一个个工友离他而去：2002年，宋道仙，老婆改嫁，女儿随亲戚生活；2002年，陆光前去世，老婆走了，70多岁的老母亲带着两个孙子相依为命；2003年，田维富去世。老婆带着一儿一女艰难度日；2004年，叶义根去世，他的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2005年，李光全去世，妻子带着儿子远嫁他乡；2006年，陆光年去世，丢下母亲和两个侄儿，跟着哥哥而去；2007年，王华长去世……
2011年4月，黄修坤去世时，田维文没有去送他，此时他已经毫无力气。他说下一个应该轮到他了，他并不怕死，只是遗憾，这么多年的维权没有结果。
老田的坟地就在村边的竹园边，距离他家直线距离不过500米，距离淠河不到百米。早在几天前，老田自己知道自己不行了，艰难地杵着棍子挨到竹园边，亲自找了这块地，他说，这里距离村子近，距离家近，距离淠河也近，躺在这里可以听到村子里动静，可以听到淠河的水声，最重要的是孩子们随时可以过来看他，他不会寂寞。
张学宏和罗时伍说，老田和黄修坤、王华长等很多矽肺病患者一样，是带着遗憾去的，因为十多年的维权路杳无消息。
【采访手记】
2004年4月，我第一次抵达六安西河村时，叶义根刚刚去世一个月。他家的院子里，仍然可以看到“丧事”后残留在墙角里的烟花爆竹纸屑。叶义根的母亲和妹妹坐在空荡荡的堂屋里剥玉米粒。在他去世之前，工友宋道仙、陆光前、田维富已经因矽肺病离去。
2006年5月初，再次前往六安西河口时，李光全已经去世了，留下妻子带着一个孩子艰难生活。
2006年10月18日，矽肺病患者张学宏给我打来电话：“陆光年走了，两个小时前走的！”我愣了很久，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快。而在一个月前，我还曾经采访了他和那些一样患矽肺病的工友们。在前往西河口的途中，我眼前不断浮现上次与陆光年见面时的情形。
那次矽肺病患者们聚会时，因为陆光年的病情重，工友们将地点选择在他家，没有想到这竟成为他最后的一次聚会。那天陆光年坐在走廊上，浑身无力，不停地喘着粗气，又黑又瘦。记得当时陆光年尽管非常难受，但坚持和我聊天，他说他的日子不长了，眼神充满着忧郁。45岁的陆光年当年和自家兄弟们一道去海南打工，原指望能盖楼房、娶媳妇、过上好日子，却不仅仅搭上弟弟的性命，现在自己也走了，甚至自己连媳妇也没有娶上。
当然，在花花小学的一年也留下了很多遗憾。比如初到学校时面对孩子的那份害羞，以至于在讲台上话都讲不完整。比如最初在和孩子接触时的那种不知所措和刚上山时所有志愿者都会犯的错误——爱心泛滥。比如最初上课时拿着课本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该怎样规划好一节课。比如两次期末复习，因为我急，无意识的就把自己的急躁强加到了孩子身上。比如在某个孩子只是需要鼓励而不是批评的时候。我却没有选择鼓励。比如某个孩子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而我却没怎么体会到，错失了教育的时机。比如在放假前几天，在五年级严重缺少老师关心的时候，我却依然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四年级。比如临放假的那天晚上，我打在蜂云身上的那一巴掌。比如最后走的那天，我还是没能做到笑着离开。
那次抵达西河口之后，陆光年64岁的母亲田守英老人眼泪已经哭干了。田守英是个不幸的女人，早年丈夫先她而去，她好不容易才把孩子们拉扯大。后来两个儿子因为去海南金矿打工陆续患上矽肺病，四年前她已经送走了小儿子，留下两个孙子；现在她又送走了另一个儿子。
陆光年去世时，另外一位矽肺病患者王华长已经卧床不起了。王华长的家就在淠河边，房子距离淠河不足十米。此时的王华长躺在床上，将头垂向床沿咳嗽着。墙脚下，散落着很多药瓶和一次性针管，他每天都得依靠打针来维持。“我现在基本不能下床了，陆光年我是不能为他送行了。现在每天躺在床上，除了可以透过房门看看巴掌大的室外，就是听听淠河哗哗的流水声。在淠河边生活了一辈子，这水声是多么熟悉啊。”这是我听到王华长说的最后一句话。
接下来几年，我常常会接到他们的电话，有时是他们缺点药、有时是他们中有人离世……2011年3月11日，我第六次来到西河口。没想到，这一次出现在眼前的，不再是十几个人，而是二十多个人，他们都是矽肺病患者。患者罗时伍说，潜伏期过了以后，越来越多的矽肺病患者病症呈现出来，西河口就有200多人了。
在这群患者中，70岁的储成明是年龄最大的一位。储成明属于矽肺病Ⅱ期。他告诉记者，他们兄弟五人，自己排行老四，老大储成贵、老二储成如、老三储成材、老小储成社。“20多年前我们兄弟五人都去海南淘金，五个兄弟都查出了相同的矽肺病。年纪最小的成社最先走了，接着老三也走了，只剩下三个兄弟了。”
黄修坤是Ⅲ期矽肺病患者，他的想法和田维文一样，坚持活着。黄修坤说，现在什么活都不干，第一任务就是坚持活下去，直到成功维权。然而就在一个月后的2011年4月24日，我再次接到不幸的消息，黄修坤去世，此时距离第一次见到他整整七年时间。
也是从那时开始，每当电话铃响起，看到是西河口乡矽肺病患者的电话，我都有一些害怕，害怕听到不好的消息，但每每担心的事情还是会发生。上一次是2011年4月中旬，张学宏来电说，黄修坤不行了。4月24日，我再次接到他的电话时，黄修坤走了。最近一次是2012年12月底，接到电话时，说田维文可能熬不过春节。没想到，1月7日再接到电话时，老田真的走了。
就在这些矽肺病患者逐渐离去的时候，在很多地方，依然有很多民工在粉尘中为生计而忙碌。在安徽，蕴藏着丰富的石灰石矿，矗立着很多大大小小水泥厂和采石场，还有煤矿和装卸队。这些企业的性质决定了他们的工人整天要与粉尘为伍，而这样的工人有数以千计。这些企业工人大都大多数是农民工。这些农民工支持着这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民工们也知道，这些工作让他们有一些收入，但代价也很大。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