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当内陆众多城市因钓鱼岛问题反日情绪高涨，甚至出现打砸现象的时候，闽浙一带的渔民们出海了，目的地就包括钓鱼岛海域。
9月末，当抗议高潮逐渐平息、“理性爱国”的呼声成为主流的时候，这些渔船渐次回来了，带着或多或少的收获。
在这个9月，人们期望着钓鱼岛指引着舵手们的航程，但是在渔民们的心中，追随着鱼群，挣更多的钱，才是他们真正的生活轨迹。
钓鱼岛，对于渔民们，只是生活中的一处驿站，鱼多则来，鱼少则去。“我们的捕鱼海区图里有这个地方，就这么简单”。
平静的“英雄小镇”
福建省晋江市深沪镇，其捕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距离石狮市15公里左右。9月中旬，当石狮市区有人上街游行的时候，这里一片平静。
深沪镇同心路上有一家“大井头传统小吃店”。无论镇外的世界多么热闹，但是这家有着百年历史的小店始终经营如常：店主王氏夫妇每天早晨5点左右开始收拾马鲛鱼，晚上8点左右还在向不断进门的食客销售着马鲛鱼羹—— 一种流行当地的传统小吃。而用于做鱼羹的半成品马鲛鱼是店里最贵的商品，一斤卖到了28元。
“我们这里的马鲛鱼是特产啊，一年四季都有，冬季来自南边的海域，夏季来自北边的，秋季的就来自钓鱼岛那边的。”店主小王说渔民们四处打鱼，“哪里有鱼就去哪里，钓鱼岛有鱼就去钓鱼岛嘛，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尽管小镇上的人们生活如旧，但是私下里，仍然会谈论那些个游行、那几个小岛；自然的，也就谈论到了这个小镇里的一位英雄——詹其雄：两年前的9月，他的渔船闽晋渔5179号曾经在钓鱼岛海域与日本海上保安厅舰艇相撞,遭到日方扣押，詹被日方逮捕，后被放还。2012年3月，日方对詹提起了强制起诉，5月日本法院撤销对其的公诉。
在一辆小汽车里，60多岁的张老伯带着孙子从石狮服装城回家。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和詹其雄的父亲一起打鱼，“那个时候我们就去过钓鱼岛那边打鱼，见过小荒岛。现在日本人怎么能说是他们的？”
“我们有詹其雄啊，还有什么可怕的。怎么我们这里没有人游行？石狮那边都有的。”同车的一位外地打工者说。“渔民都忙出海了，哪有工夫干这个。你心里想着就可以了，反正这个岛不会给别人的。”司机搭话了。
不过，这三个人都想到了一个问题：詹其雄现在在做什么？“他现在还在做着与渔业有关的事情，不过最近没有出海。”当地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婉言谢绝了记者的采访，她说詹其雄不希望再被陌生人打扰了，“他需要过着平静的生活。”
“哪里有鱼，哪里就是起点”
不平静的是海港。由于天气预报说台风将至，于是众多渔船开始返程。渔港里面停着的有两种渔船，一种是拖网船，9月份开渔期到才离港的，船型较小，航程不会太远；一种是灯光诱捕围网船，7月份开渔期离开海港，船型通常较大，航程很远。
9月24日，深沪港的渔民们忙着把成箱的马鲛鱼从船上运下来，装载上车到冷库。但是闽晋渔05811的船主并没有太大的高兴劲儿。这位灯光诱捕船的船老大说他走的是广东一带的海域，但是今年生意并不太好，鱼不多。
这位渔老大并没有去钓鱼岛一带，因为在海上时，他通过电台询问去那边的渔老大，对方告诉他那一带海域的鱼并不多。实际上，渔民们判断鱼群一靠经验，二靠信息互通，三靠雷达。
同样繁忙的还有石狮祥芝中心渔港。9月25日下午，这里已经停靠了数百艘渔船。码头上，数十渔民围拢在靠岸的四五艘拖网渔船边上，忙着卸载新捕捞的带鱼。“我们在台湾海峡那边打了一周，这些都是那里的带鱼。”一位船老大说。
这些到台湾海峡打鱼的老大们并不介意别人给他们的带鱼拍照。然而，闽狮渔05636的船老大蔡老大顾不上分享别人的快乐。他正忙着监督工人修理这艘灯光诱捕船的尾部。尽管刚从钓鱼岛海域回来，但是对于这趟航行的收获，蔡老大不愿多讲。“我的普通话不好。”蔡老大用普通话对记者说。他“推荐”了两艘从钓鱼岛海域回来的灯光诱捕渔船，但同样的，这两艘船的船老大们也不愿意跟陌生人过多地谈论这些事情。
一位大堡村的村民说他听船老大们讲，今年去钓鱼岛那边打鱼的老大们利润至少能挣到70万元。“他们不是到钓鱼岛以后才捕鱼，而是走一路捕一路，哪里有鱼群，哪里就是他们的起点。”这位姓蔡的村民说。
台湾海峡的亲情，钓鱼岛海域的冷酷
渔船需要补冰，渔老大需要谈生意、买补给和盖房子，而渔工们则有了短暂的休息时间。祥芝镇上一下子出现了大量渔工，他们来不及回老家，暂时住进了宾馆里，寻找着可以短租的房子。
与讳莫如深的船老大相比，渔工们聚在一起，把钓鱼岛当做谈资闲聊着。40来岁的老陈来自福建林德，家里祖辈捕鱼为生，他自己从18岁开始就打鱼了。虽然最近的这趟航程他所在的渔船没有开往钓鱼岛一带，但是三四月份的时候，他最近到达了距离钓鱼岛二三十海里的地方。
“那时日本海上自卫队闹得最凶了，我们的船刚出现在那里没多久，自卫队的船就开过来了，还用中国话喊话，大意就是这里接近日本海域，让我们船只赶快离开。”老陈说自己当时并没有害怕，“因为我见过比这还厉害的。”
老陈曾经在运货船——一种专门在海上给渔船运送补给的船上打工。一次，他们的船在钓鱼岛海域工作，遇到了日本自卫队的军人，当时还有直升机在上空驱逐，“如果你离开晚了，他们就从直升机上往你船上泼东西，黑色的液体，又黏又稠。”老陈说。
其实，对于这里的渔民们来说，台湾海峡和钓鱼岛都是他们最常去的海域，哪里有鱼就去哪里。但是，他们更喜欢去台湾海峡：与在钓鱼岛海域那种担惊受怕相比，台湾海峡给予他们的除了鱼，还有亲情，那种属于中国人的亲情。
大堡村的小蔡也曾当过渔民。他说在台湾海峡，有的时候大陆的渔船会不慎过界。“台湾军人发现了也要‘抓’，但就是让渔民把网里的鱼或者舱里的鱼拿出几百斤往海里倒掉就可以了，拍张照片意思一下就完了。人家说我们都是中国人，都讲闽南话，自己人不会为难自己人的。”
大部分的渔工最多就上过小学，很多人甚至说不清普通话。他们的生活轨迹很简单：捕鱼、挣钱、娶媳妇、再捕鱼，生个娃……“我们不打鱼干什么”，这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然而，这个9月，这些渔工的生活多出来了一件事：看电视或者上网去了解钓鱼岛的局势。
泉州惠安县的港墘村渔民小钱现在就是这样，而越关注他的心里越矛盾：中日会因为钓鱼岛发动起战争吗？如果不打，日本人好像挑衅的程度越来越过分；如果打起来，渔民肯定无法打鱼了。
“我还没有娶媳妇呐。”小钱说自己只是个打鱼的，实在想不好这里面的事情，“能够让我们踏实地打鱼就够了。”
“捕鱼海区图里有这个地方”
原本，中国人去钓鱼岛海域打鱼并不是一件如此费劲的事情：隋朝的时候，隋炀帝出使琉球国的使臣就途经过钓鱼岛；明朝戚继光也曾在这里设防抗倭；清代沈浮的《浮生六记》之《海国记》中记载至少在清朝嘉庆的时候，这里已经是中国的领土了。
《海国记》里用55个字记载了1808年沈浮眼中的钓鱼岛：“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
今天，仍然会有渔民可以描述他们心中的钓鱼岛。曾和詹其雄父亲同船打鱼的张老伯说那就是一个荒岛，没有什么特别；福建林德的老陈印象中的钓鱼岛只是一个轮廓，模糊不清。
同样的记忆也存在于浙江的渔民头脑中。宁波石浦镇的船老大老吴说自己在三四年前去过那里的海域。“当船员说那里就是钓鱼岛，我就出来看了一眼。就是一个小岛，隐隐约约的。”老吴说自己并没有什么兴奋，“只有一种新鲜感，听说过这个地方，我们的捕鱼海区图里也有这个地方，今天第一次见到了。就这么简单。”
然而，无论是张老伯还是老陈，抑或老吴，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那里的马面鱼特别的多。
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的退休老船长、81岁的程瑞祥在这个9月曾经对媒体描述过钓鱼岛海域属于深海，因此那里的深海鱼类，特别是马面鱼数量庞大。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福建、浙江等省的国营捕捞船队就经常前往钓鱼岛海域捕捞这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深海鱼。
每年太平洋黑潮流经这里时，会带来大量的鱼群。那个时候，中国渔船主要集中在钓鱼岛的东北面和西北面作业。“那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时刻。”程瑞祥的同事、80岁的韩林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每网撒下去都能捕到上万斤的马面鱼。最多的一次，他们一网捞了8万斤。
曾经很远的钓鱼岛
程瑞祥和他的同事在钓鱼岛周边捕鱼的时候，宁波石浦镇的林永法只是听说过这个地方，但从来没有去过。今年62岁的林永法，铜钱礁村人，从1968年开始上船打鱼。与程瑞祥这些人不同的是，林永法驾驶的不是远洋大轮船，而是木制的拖网船。那个时候，渔船上只有一个半自动的拖网机，起鱼网的时候几乎全靠渔工们往上拽。
林永法说，那个岁月浙江一带去钓鱼岛捕鱼的通常是国营公司的远洋轮船，以及福建一带的渔民，而众多的浙江渔民则是在近海一带捕鱼。林永法最常去的渔场就是临近的渔山渔场、舟山渔场。
“四五个小时就可以回来。”林永法说那时捕捞最多的是黄花鱼、带鱼以及马鲛鱼。林永法记不住那个年代自己每船能打多少鱼了，但是无论多少都要卖给生产队。他记得那时一年的收入是1000元人民币。“一斤带鱼才2毛钱”，林永法说他们唯一不愁的就是“这里总有鱼打”。
1988年的时候，林永法和十几个亲戚朋友合伙出资了50余万元人民币，承包了一对拖网船，开始为自己打鱼了。他们的生活开始逐渐好转了，从木板平房到砖瓦房，现在他搬离了小岛，住进了百余平方米的楼房。
然而他出海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从五六个小时，到七八个小时，从一天到几天，乃至半月；航程也越来越远，从近海到远海，从舟山渔场到临近钓鱼岛近百海里的海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捕鱼，近海的鱼不够打了，只能到远处去找鱼了。”林永法说。
钓鱼岛，变得很近
老吴今年38岁，他是1995年开始加入这个行业的，现在有一对30余米长、6米宽的灯光诱捕船，船上配备了自动液压网机、导航仪、捕鱼雷达，2000年以后还配备了海事卫星，每条船成本在五六百万元。
船越好，捕捞的鱼就越多，而海里的鱼就越少，他们也就走得越远，于是也就需要更好的船，需要捕更多的鱼……老吴说自己最远到达过韩国的济州岛海域。然而随着中韩渔业协定过渡水域有效期的结束，2005年6月30日以后，中国的渔民也就无法再到那里去捕鱼了。
“近海没鱼了，远海的范围也开始缩小，渔民可选择的地方越来越小了。”老吴当年就是跟着鱼群来到了钓鱼岛附近海域。他说如果钓鱼岛变成日本的，渔民们就又会失去百余海里的打鱼海域，“渔民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鱼来了，地没了，我们只能看着了。”
“我们就是随着鱼走，不会刻意去钓鱼岛，那里只是我们的一个选择。”老吴说。
鱼，是老吴的经济命脉。他那五层小楼、自己开的车子、孩子的学费，都是靠打鱼挣来的。他算了一笔账，修船包养需要十余万元，出海一趟保存鱼用的冰块需要1.5万元左右，每天耗费一吨半左右的汽油，每吨汽油8000元人民币左右。此外，一名最普通的水手工资每月7000元到10000元。这些全部要靠海里的鱼来负担，“你说我需要打多少鱼？”老吴说。
老吴是7月份出海的，因为没有挣到钱，这个9月，他没有再出去，想观察观察其他渔民的情况再说。不过，他并没闲着，东转转，西逛逛，开着他那辆“斯巴鲁”的日本车，在这个正在发展旅游业的小镇上寻找着新的投资机会。（应受访者要求，部分渔民为化名）
摄影/袁艺 文字/满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