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新一轮改革做出了全面规划，气势恢宏，任务艰巨，明确了今后五到十年改革发展的政治方向。然而，改革能否真正成功，除保证中央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外，还必须解决政策到了地方，由什么人来执行的问题。
从改革事业的长远战略意义来看，省部级领导可多考虑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司局级干部可多考虑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选拔一大批充满朝气的年轻领导干部，敢于将他们放到关键岗位上去锻炼。即使偶尔出些差错，有中央领导的稳妥把控，也不会出大问题，总结经验就是了。五年以后，这些经受改革锻炼的领导干部成长起来，成为经验丰富的改革家，对我们党和国家就是一笔宝贵的政治财富，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深远。
除年龄因素外，理论与实践结合在现阶段也十分重要。中国改革已经进入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新阶段，我们需要理论家，但不能依靠理论家，我们要依靠在实践中脱颖而出的改革家。
选拔年富力强的地方领导干部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是从基层走出来的理论家。要着重选拔那些担任过县委书记且政绩突出的领导干部，将他们放到改革的风口浪尖，担任一些关键部委和关键省份的关键职务，成为推进改革开放的先锋队。二是从理论界走出的实干家。要着重从高校、智库、科研机构、媒体选拔一批有社会影响的理论家，将其放到改革的热点和难点地带，担任独当一面的重要职务，成为推进改革开放的突击队。三是从中央沉下去的改革家。要着重从中央部委选拔一批懂政策的优秀年轻干部，充实地方队伍，担任地市级常委、副市长，在实践中接受锻炼，成为推进改革开放的预备队。总之，要量才使用，扬长避短，着眼于培养政治坚定、经验丰富、能力突出的接班人。
当前，我们不是缺乏人才，而是缺乏选拔人才的有效途径。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累计共有1000多万未就业的大学生，他们都受到多年教育，是一笔宝贵的人才财富。在过去30年，中国改革发展靠的是2.6亿农民工。目前，我国每年毕业600多万大学生，今后30年，能否将2亿大学毕业生用好，直接决定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改革发展的成败。
大国的竞争力，从根本上是人才的竞争力。党和国家要探索转化大学生资源的新途径，决不能浪费人才。除了公务员录取、企事业单位招聘以及其他市场化就业之外，中央要倾斜政策，引导大学生到公益行业和落后地区贡献才华。实施“三个100万”工程，每年选拔100万大学毕业生到党政机关做实习生，实现从“校门到社会”的对接；每年选拔100万大学毕业生到老少边穷地区挂职锻炼，三年后选拔充实党政机关；每年选拔100万大学毕业生参与社会事业和志愿服务，使之成长为社会管理的优秀人才。
要根据人才流动规律，发动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定期到基层交流锻炼，基层干部到中央部委交流学习，才能建立上下互动、左右贯通的“人才高速公路”。▲(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