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谈论北京的时候，总惯于想起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大都市的明面，而容易忽略那些不甚光鲜的暗面。正因如此，最近意外遭曝光的“井底蜗居”群体，才会让很多人觉得震惊甚至有些难堪。据媒体报道，在北京市朝阳区的多个热力井内，蜗居着不少的洗车工、拾荒老人等社会底层人士，他们中有些人已“穴居”近20年。不过，在媒体曝光之后，有关部门已用水泥封堵了那些井口。
当媒体刚开始聚焦“井底蜗居”群体时，我就隐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担心这些报道最终换来的不是职能部门的人文关怀，而是城管等部门的“定点清除”。如今的最新进展果然印证了当初的担忧。现如今，蜗居多年的“家”已再也回不去，那些连付房租都很吃力的人再次被这座光鲜的城市“抛弃”；而遭舆论拷问的相关职能部门，或许正在庆幸自己又一次干净利落地化解了危机。
尽管从客观效果上来看，媒体的报道被一些职能部门当作了“举报信”，但媒体在这件事中的做法无可指摘。聚焦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关注容易被忽略的民生疾苦，原本就是体现媒体的良知和道义责任的举动。相信记者将镜头对准“井底蜗居”群体时，或多或少都带着几分积极的期待，期待报道引发的围观能改变这些底层人士的命运。只不过，相关部门的做法辜负了媒体的善意和期待。
回想起来，近几年有关部门对类似事件的处理，遵循的都是相同的治理模式，那就是“让新闻事件当事人从舆论视线中消失”。当房租便宜的唐家岭成为“蚁族”聚居地时，他们说高密度聚居存在安全隐患，应尽快腾退并限期整改；当北漂青年戴海飞设计出“蛋形蜗居”时，他们说这种行为涉嫌私搭乱建，应尽快自行拆除……经常在民众需要时“隐身”的他们，将选择性执法的艺术玩到了极致。
从清剿“蚁族”到封堵“井底蜗居”，我们看不到职能部门的善意，能看到的只是他们在公共治理方面的冷酷和短见。他们或许以为，只要解决了制造问题的人，就等于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正是这种“见一例，灭一例”的外科手术式的治理方式，让唐家岭成为历史之后又冒出了“蛋形蜗居”和“井底蜗居”。满足于“治标不治本”的自欺，选择性回避根本性问题，必然会让社会矛盾越积越多。
每次看到封堵“井底蜗居”之类的新闻，总会让人有种错觉：那些高喊“为人民服务”的人，难道与我们不是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在类似事件中，媒体看到的是弱势群体的艰辛与困顿，而职能部门眼中的他们却是“抹黑”城市形象的污点；公众呼吁让底层民众能在城市里感受到生活的尊严，职能部门反馈的却是冷冰冰的驱逐令。民意与官意之间的错位，进一步撕裂了官民之间脆弱的信任关系。
政府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是检验一座城市文明程度的试金石。那些为了市容市貌而动辄驱逐弱势群体的人，才是真正抹黑城市形象的“高级黑”。在百姓的骂声中，这些职能部门应该反思，为何自己总是无法与民众拥有共通的利益感受和情感共鸣。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改善政府在群众眼中的形象才不是一句梦话。
（原标题：从清剿“蚁族”到封堵“井底蜗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