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表示，我国将采取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方式，可能会从现在规定的退休年龄最低的群体开始。媒体称，男50岁和女45岁是现行规定的最低退休年龄，可能会成为延迟退休政策的先行者。但退休年龄低的群体基本都属于重体力劳动者，甚至是失去劳动能力的人。
今天看来，渐进式延迟退休已经是板上钉钉的共识。无论是老有所养，还是老有善养，关键是各得其所，既不能早早闲着，也不能迟迟累着。根据人社部的权威解读，渐进式延迟退休有三层含义：一是有一个预告期，提前几年告知社会；二是分步骤，可能会考虑从现在规定的退休年龄最低的群体开始；三是“迈小步”，用较长的一段时间逐步完成平滑过渡。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一者，低龄退休者本就是“受照顾”群体，如果首先拿他们“开刀”，决策之善恐怕会斯文扫地；二者，对于重体力劳动者等，本就属于透支体能与精力的状态，虽然看似提前了几年退休，但实际上工作时长未必比晚退休的公职人员少，如果单纯以年龄来“均衡”，或会出现新的失衡。正如一位工作了20多年的清洁工抱怨道：“年纪一大就不能继续当清洁工了，而那个时候我还领不到养老金。我的生活该怎么办？”
重体力劳动者等群体在延迟退休中，显然属于话语权较弱的部分，但客观而言，他们又是最苦最累的一群人。2013年11月，《小康》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中开展年度感受调查，结果显示：2013年，中国人的最大感受是“累”，有人“身累”，有人“心累”，有人“特别累”，还有人“越来越累”……而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达60万人，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对于一线劳动者，尤其是高强度、重体力劳动者来说，他们的辛劳程度显然不能与常规服务性工作或脑力劳动者相提并论，在延迟退休的政策考虑中，也理应得到区别对待。
年华老去，青春不再，谁都会担心后顾之忧。作为事关公共利益的制度设计，延迟退休已经从理论争议走向“试水”。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贡森所言：“中国社会亟需一场理性的对话。”洗衣种花，还是继续奔波，不能任由专家学者闭门造车，必须将利益博弈置于公开透明的决策平台之上——既要听得见利益关切者的意见，更要将种种声音糅合成“最大公约数”，以程序正义消弭公众吐槽背后的焦虑与不安。
只是眼下，延迟退休，谁来与重体力劳动者真诚对话呢？
(邓海建，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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