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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惠宁
10月23日，中国外交部确认德国联邦总理默克尔将于10月29日访华。这将是她就任德国总理以来第8次访问中国。这也让默克尔将成为西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中访华次数最多的领导人，充分彰显了其对华实行“经济外交”的力度。
此次出访与其同行的还有大众汽车的CEO穆勒，穆勒来华期间还将会见大众在中国的两家合资企业高管，探讨战略性问题。然而就在10月16日，德国政府人权政策和人道主义援助专员克里斯托夫·施特雷塞尔在德国外交部表示：“7月中旬，中国在全国范围内逮捕了众多曾为维权人士辩护的律师，我们视这种负面发展为中国在依法治国道路上的严重倒退。” 7月15日，法兰克福市市长，德国社会民主党员彼得·费尔德曼再次会见达赖喇嘛，并公开赞赏其为“爱好和平者和宗教间对话的典范”，德国联邦政府对此不置可否。由此可以窥探默克尔政府“价值观外交”的冰山一角。
默克尔自2005年接替施罗德执政以来，相较于前任，在对中国外交政策上采取“价值观外交”与“经济外交”两面押注的策略，在政治上利用价值观外交给予中国政府压力，在经济上意图为德国创造最大的现实利益。默克尔政府一直强调：“现实利益和价值观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德国的外交战略既需要维护德国的现实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也需要以价值观来为德国的外交行为赋予一种道义上的合法性，借助于价值观所产生的“软实力”来拉近德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扩大德国的政治影响力。如果把德国外交战略比作一个天秤的话，在天秤的一端是现实利益，在另一端则是价值观。德国的外交战略决策者们总是在不断地调整天秤中间的标尺，按照实际情况的需要，时而靠近现实利益一方，时而靠近价值观一方。
默克尔此次访华，将会以什么作为切入点来寻求其外交政策的平衡呢？默克尔是个非常务实的人，她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挑战，现在中国所进行的调整和转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她对此持乐观态度。正如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表示，今年是“中德创新合作年”，“创新”将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再次访华的重点议题。德中两国可以在高科技领域开展更多合作，把中国的工业和制造业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所谓“创新合作”，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寻求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的对接
德国的“工业4.0”计划与中国的创新发展战略以及工业化、信息化发展不谋而合。德国“工业4.0”的核心在于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以及模块化技术，实现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其旨在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工业中由于地理位置导致的生产、研发脱节的现象，使工业生产技术的研发和升级不再依赖物理上的互相接触，使德国在既保持自己科技研发技术优势的同时，也可以继续享受全球化生产的优势。
德国的“工业4.0”把信息化推向质的变化阶段，推动以智能制造、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生物为特征的新的工业革命，这一点是很高明的。相比之下，“中国制造2025”的主攻方向也是推进智能制造，但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改善与重构生产要素、深化企业组织变革、创新生产方式、提升资产质量和服务功能、适应市场需求和变化，是一个影响“中国制造2025”战略全局性的问题。两者除了技术基础和产业基础不同之外，还存在战略思想等方面的明显差异。德国工业4.0为德国工业发展描绘了细致的发展蓝图，在战略思想、基础研究、技术教育、政策机构和措施方面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参考。德国也重视构建支持工业4.0的法律环境，及时对与企业责任、数据保护、贸易限制、密码系统等相关法规进行调整，培养全国国民的竞争意识，比较重视反思和自我调适。
在协同机构方面，德国成立了政府统一协调机构，建立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平台。“中国制造”则需要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从低成本竞争优势转变为质量效益竞争优势，从资源消耗大、污染物排放多的粗放制造转变为绿色制造，从生产型制造转变为服务型制造。智能是把人的智慧和知识转化为一种行动能力，这种效率是传统工业无法达到的。
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表示，“默克尔此次访华，希望中国政府释放更加欢迎外国企业或更多开放市场的信号，以便吸引更多外国企业来华，特别是高科技企业。目前，德中企业都在寻找合作伙伴，在创新方面还有更多合作空间。同时，中国还开展了一些与相关的技术研究，德国企业对此亦感兴趣，希望寻找合作机会。”因为将互联网技术和企业生产方式紧密联合起来，形成有效的信息沟通反馈机制，才能实现技术与组织的良性互动，才能使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企业所需要，企业才能成为推动企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在这些方面，德国都有很多宝贵经验值得学习。
第二，寻求欧盟“容克投资计划”与中国“一带一路”的互动
德国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2016年德国将担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以默克尔为首的德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欧盟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实力在于现实欧洲一体化的经济与政治框架。德国所肩负的责任不仅意味着对本国的责任，同时还有对共同的欧洲经济一体化、对欧洲和平与团结的责任。
当然，目前炒得最热的“容克投资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新官上任“三把火”中的第一把火就是出台大规模的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uropean Fund for Strategic Investment)，即“容克投资计划”。容克投资计划设立了210亿欧元的启动资金作为风险担保，试图撬动约15倍的杠杆资金，达到3150亿欧元，旨在撬动实体经济众多领域的外来投资。新的欧洲战略投资基金将由欧盟预算和欧洲投资银行提供，但也欢迎成员国直接提供。
默克尔曾在德国联邦下议院表示，德国政府“原则上”支持新任欧委会主席容克提交的新投资计划，但德国可能不会在财政上提供太多，因为德国已经入不敷出。但她同时表示，选择投资合作伙伴和投资项目比投资本身更重要，中国无疑是德国心目中具有实力的潜在合作伙伴。然而对于“容克投资计划”的具体实施内容和规则设定，中国目前还不能整体和准确地把握，对其发展前景也难以做出准确的预判。因此，中欧最高领导人如果能在战略层面达成合作意向则是最为稳妥的做法。
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基建是个巨大的潜力市场，如何把中国的利益需求和欧盟的要求有效结合是双方未来工作的重点。积极参与此种合作可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多机会，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排解欧盟对中国某些政策的疑虑。中国同时也可以了解欧盟的投资融资规则和法律，积累在欧洲市场的投资经验。与此同时，中国新领导层上任后提出的令全球瞩目的措施之一就是“一带一路”的倡议。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欧洲国家做出了一定的反应，但总体而言不温不火。这主要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全新的合作举措，欧盟在28个成员国内部达成共识，形成一致的对华政策尚需要时间。加之，“一带一路”倡议主要立足中国周边的国家，而对于欧洲，目前尚难见到中国出台一系列整体性的计划方案，这也是欧盟无法做出回应的原因。如果中国对此概念讲不清楚，就难免给欧盟以“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修路、搭桥、建机场和港口等基建工程的印象。但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是内容相对广泛的一揽子合作方案，政治、金融、人文等领域合作同样很重要，而这些方面恰恰是德国很擅长并且富有经验的领域，可以有较大的合作空间。
政治合作寻求的是务实，而不是炒作。默克尔此次访华，在各领域提出的“创新合作”很有可能在战略层面上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突破口。因为中德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务实，在经贸、产能和技术合作领域将是双方重点关注的领域，并且极可能形成具体的成果，而双方高层对于“容克投资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达成意向性合作是最具可能性的。
然而，自从默克尔上台以来，中国可以明显感受到来自德国的压力，默克尔政府以“价值观外交”作为对华政策的另一条主轴，频频在人权问题、西藏问题、武器禁运问题以及知识产权问题上大做文章，企图在政治上利用价值观等人权议题来给予中国政府压力。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默克尔政府在经济外交”与“价值观外交”上两面押注，在现实经济利益和价值观之间不断寻找新的平衡点呢？
首先，西方领导人最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秩序挑战。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经济和政治大国序列中出现了中国，它与西方构成了竞争，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秩序政治模式。默克尔在对德国联邦议院发表的“施政声明”中指出：“中国创造了一种发展现代化的模式，这个模式迄今为止十分成功，但这是现代专制政治统治与国家监管的(早期)资本主义互相结合的产物。”按照文件反映出来的内容，中国的发展模式“不民主、不自由，但是经济却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对西方构成了“体制问题”的困扰。
德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核心目标主要着眼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致力于与美国培养密切、相互信任的关系。德国认为，在现在和未来，欧洲安全的根本问题都必须与美国一同讨论处理。由此可见，德美关系以及德国与欧盟的关系是默克尔出任总理后的外交重点。而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对西方主导下的以“自由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构成了挑战。在这种背景下，默克尔总理便开始推行以西方价值为基础的“价值观外交”，其意图在于强占道德制高点以牵制中国。
其次，在德国国内政治中，基民盟基社盟联盟党对华政策强调价值观也有其策略性的考虑，即通过强调价值观而起到排挤社民党的效果。默克尔以更加极端的人权政策挤压了社民党和绿党的空间，以接见达赖为标志，她不仅划清和施罗德政府外交政策旳界限，在德国国内造成一种社民党外交政策不重视价值观的印象，藉由此举，默克尔起到打击了大联合政府内部社民党阵营的效果。由于默克尔在人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受到德国公众的追捧，特别是默克尔接见达赖后，国内支持率大幅上升，从国内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她成功取得了对外交政策方向的掌控权，在国内政治中藉由人权、价值观问题而大大得利。
此外，默克尔在对华外交上强调“价值观外交”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其本身的认知，默克尔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这样的背景下让她思想上显得较为保守，受到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她特别关注人权、平等、自由等问题。在东德长大的默克尔，看到东德在共产主义下出现的问题，因此一直对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带有保留态度，反而比较倾向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及价值理念。在这样的认知下，默克尔对中国自然就带有了偏见，认为中国和德国不属于同一种价值理念体系。
但客观现实是，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其跃身成为世界大国，在政治上与西方形成竞争。秉持这种两面押注对华外交政策的默克尔政府在现今的国际大环境下，不得不迫使自己在现实利益和价值观之间作出相应的调整。
默克尔此次出访中国，以“创新合作”作为有效的平衡点，会将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推向新的高度。中国不但完全有可能成为新工业革命的重要受益者，而且有实力为新的工业革命做出重要贡献。
更为重要的是，“中德创新合作”将不仅限于经济技术的创新，双方也将会在农业、教育、环保、城镇化、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多个领域建立创新伙伴关系，探索创新模式和机制。中德关系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经贸合作关系，“创新”将成为双边关系发展中强劲而持久的动力。
(作者为法学博士，德国拜仁州高等法院注册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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