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中尚

　　11月1日上午，南京师范大学一年级新生代表与校方签订了一份《学生自律与教育管理协议书》，协议第10条规定：“学生自杀、自伤的；在对抗性或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的；住校外学生在上学、放学、返校、离校途中发生伤害的；学生自行外出或者擅自离校期间发生人身伤害的……校方将无法律责任，学生就此必须承担相关的责任。”(《南方都市报》11月4日报道)

　　这样的协议条款，几乎相当于“生死协议”或者“生死状”。今年4月份广州市某中学组织学生春游前，也让学生及家长签署过类似的“生死协议”；9月份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小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草案)》中，同样有“学校对学生不承担监护责任”等条款(该条款未能通过二次审议)。这两件事都曾引起过强烈的社会反响，人们在学生伤害事件处理问题上各执己见，争论不休。

　　实际上，由教育部制定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早已于去年9月份开始实施，该《办法》参照了近年来围绕学生伤害事故的各种争论和诉讼，规定了许多针对性条款。按理说，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已经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又为何存在如此多的争议，各地、各学校纷纷自行出台相关规定呢？原因就在于，教育部的出台这个《办法》，存在着诸多方面的缺憾。

　　首先，《办法》没有区分适用对象，对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一视同仁”。而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大学生已年满十八周岁，属完全行为能力人，大多数中小学生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未满十周岁的小学生则属无行为能力人，对于不同行为能力人的监护责任认定以及伤害事故处理，理应区别对待。譬如，高校对大学生自然没有监护责任，大学生擅自外出发生人身伤害，学校就可以免责；而中小学校是否对学生负有监护责任，中小学生擅自外出发生人身伤害后校方是否可以免责，则是另外一种情形。

　　其次，《办法》中一些规定过于粗糙，描述过于笼统，有待进一步细化。譬如，究竟何为“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何为“其他意外因素”？何为学校“应当知道”、“难以知道”？这样的规定和描述弹性太大，可操作性不强。

　　再次，《办法》作为教育部制定的部门规章，只能用来约束和调整教育行业的内部事务，而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却涉及到学校与家长、教师与学生的民事责任的认定和民事关系的调整，《办法》的法律效力显然不够。况且，教育部作为教育行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颁布这样的《办法》确有“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之嫌。作为国家行政机关，教育部是否有权规定民事诉讼中的责任，即是否有权调整平等法律主体的民事关系，恐怕是有疑问的。

　　可见，正是由于《办法》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没能使学生伤害事故处理这个“老大难”得到解决，学校才要求和学生及家长签订“生死协议”。笔者认为，立法机关应尽快制定出一部详尽的法规来代替《办法》，以使学生伤害事故处理真正做到有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