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是日耳曼人的秘密引擎

　　足球是日耳曼人的秘密引擎

　　——德国足球观感

　　-本刊记者 万静波 发自曼海姆

　　一场热身赛里的足球文化

　　说来真奇妙，记者第一次到现场看正式的足球比赛，居然是在异国他乡，还是看德国国家队。中国球迷梦寐以求的好事，轻轻松松地落到了记者身上。

　　整个过程确实很“轻松”：5月11日，还在广州的记者得知德国国家队将于16日下午在曼海姆与当地的一家业余球队比赛，这也是德国队在世界杯开打前的最后两场热身赛之一，记者找到德国足协新闻官的电子邮件，给他写信，表明想做现场采访的意图。几乎是同时，记者收到对方表示同意的电邮回复。15日下午记者抵达德国法兰克福，16日上午，按约好的时间、地点，记者来到曼海姆市的一家酒店，报上名字，就从前台小姐手里拿到了几份封好口的信件，里面正是当天下午的比赛门票和采访证件。

　　这个细节，显示了世界杯期间德国足协办事的高效和严谨，当然，这也多少和该场比赛只是一场亮相性质的热身赛有关。

　　不过，这场亮相还是吸引了德国体育媒体的注意，电视台向全国现场直播，《法兰克福汇报》、《图片报》等几家重要报纸也派来了记者。这支即将在家门口征战世界杯的国家队已封闭集训了两个月，克林斯曼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是这段时间德国人最热衷的话题。

　　对于曼海姆周边地区的德国民众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狂欢节般的盛宴。足球，仿佛是埋藏在德国人内心深处的秘密引擎，这些严肃理性得似乎人人都长着副哲学家面容的德国人，这些沉默寡言得能在几小时火车旅程中不发一言的德国人，这些二战后习惯了不挂国旗不公开谈论国家和不追求身份认同的德国人，在有足球比赛的日子里，才能真正大大方方敞开内心，点燃他们被厚重历史和闲适生活所掩盖的激情。在这时，旗帜、啤酒，歌声和人群，快乐或者忧愁，都是最自然和亲切的。

　　如果没有亲身体验，你很难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足球文化，足球和啤酒，真就是他们生命中无法分割的一部分，甚至已经消融在他们的血液里，就像茶叶和麻将之于中国人。任何想针对于此的发问，都让人觉得突兀。从下午坐上自斯图加特方向开往曼海姆的列车，一直到当天深夜，都是日常难得一见的生动场景，感叹难以在德国抓拍到鲜活生活画面的摄影记者，也本能地不停按响快门：

　　一群穿着镶有金黄色双排钮扣的黑制服、戴黑礼帽、行头庄严的德国人，他们也许来自一个家族，一个小镇或者村庄；

　　老少三代一起出动的一大家人。戴着金丝眼镜、浅色碎花小帽的老奶奶，穿着德国队服、左右脸都抹上了黑红黄三色国旗图标的五六岁孩子，妈妈手里还攒着一把小黄花，一看就知道是在路边草地随手摘的；

　　从火车站向体育馆，个个面色愉悦，爸爸将孩子扛在肩上，老师带领下人手一面小国旗的小学生，等待跟朋友会合的相拥而立的情侣，反背着手看不出有丝毫紧张感的警察(我必须补充一个细节，这样有国家队参加的比赛，票价只有6到10欧元)……

　　德国电视工作者的专业技能无疑娴熟得多。整场比赛毫无悬念地以7比0的大比分结束，全部疑问都有了答案：巴拉克仍然是全队的核心和精神领袖；德甲射手王克洛斯的状态让人满意。每次进球后5秒钟，现场大屏幕切换出进球特写和进球球员，配上那段回旋的音乐：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世界杯开幕后，这段简洁而又鼓舞人心的旋律已经被人记住。

　　在球场里，德国人自有一套群体性话语方式，那是他们的游戏暗号。人浪不是他们的发明创造，当他们在现场主持人通过高音广播的指挥下，万口一声地高喊同一个名字、同一句口号时，这个民族是令人起敬的。但他们还有另外一面，他们的呼喊会突然停止下来，不约而同地，是他们约定只喊三声，还是有一种巨大的集体心灵暗示控制了整个气场，让他们瞬间从群情勃发复归平静？我至今也没弄明白。这样的民族又是令人生畏的。

　　当晚，曼海姆街头，每一家餐厅、酒吧和啤酒馆门前，都上演着短暂的却又难忘的快乐，球场上的表演是球员们的，而现在的表演是他们的，举起啤酒瓶，为即将落幕的今夜干杯吧！把酒杯重重砸在酒桌上，大声地唱歌，从椅子上站起来跳舞，争吵或者喧哗，最后是微醺地晃回家去，回到他们平静的日复一日的生活。

　　再谈一次施拉普纳吧

　　施拉普纳还是老样子，时光真是奇特，十多年的岁月居然没有改变一个人的容貌：日尔曼中老年男子常见的红脸膛，结实得要从皮带下弹出的肚皮，和依然稀疏的头发。

　　这位年轻时的德甲球员、后来并无多少国际声誉的足球教练，在1990年代初出任中国足球队主教练后，达到了他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作为第一位中国国家男足外籍主教练，又伴随着中国职业足球市场化运动的第一波浪潮，这个精力充沛的小个子当年在中国赢得了超乎想象的注意力，他的名言——“当你不知道把球往哪里踢时，就往球门方向踢”、“运动员就该像一头豹子”，在那个从中国足协、俱乐部、球员和球迷全都对现代足球运动懵头懵脑的年代里，无疑颇有鼓动力。但老纳的失败也是注定的。老纳的黯然离去，不过是第一批趟水者的必然归途。

　　中国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席位似乎和德国有缘，五位外籍主教练中，除老纳外，去年率领国青队大出风头的克劳琛也是德国人，阿里·汉虽然是荷兰人，但也长期住在德国。这更让人对德国人不做则已、做则第一的认真精神，以及德国企业的国际渗透力印象深刻。本刊特约记者此前一天在法兰克福采访德国足协主席时，还就此问题发问，被精明的主席大人以外交辞令推手过去。也许就是巧合吧。

　　施拉普纳在曼海姆颇具影响力，这可能跟他是当地人、长期居住在此，并曾担任数年的曼海姆甲级队主教练有关。德国国家队与那支业余球队比赛时，老纳被该业余队以顾问的名义请到现场，端坐在主席台上，连前呼后拥的足协主席大人驾到时，也要上来跟他打个招呼。

　　他在当地人脉颇熟，昂首挺胸大摇大摆地在体育场里走来走去，像是在自己的领地。频频有人跟他握手寒暄，带着孩子的父亲找他签名，1990年德国世界杯冠军球队的主力球员穆勒看到他，也主动上前交流。

　　退休后的老纳并没闲着，他参加了国际足联的足球援助计划，在蒙古等国呆过一段时间，帮助发展当地的青少年足球事业。作为足协欢迎世界杯在德国举办计划的一部分，这次在曼海姆，他还将带领32个参赛国的足球青少年在热身赛后集体亮相。因此，老纳就在这些花朵一样健康清新的孩子们的簇拥下，接受了记者采访。

　　他对那段代表他人生鼎盛岁月的中国时光颇为怀念，他最近还去中国旅行了，计划明年出版新书《我在中国的日子》，以志纪念。老纳对记者很友好，他曾考虑过第二天在自己家中接待来访，因记者着急赶往柏林而作罢。

　　施拉普纳并不承认自己在中国的执教经历是不成功的，“我去中国时，中国足球还没有职业化和市场化，我带领国家队训练、比赛，还在市场化和俱乐部建设方面提出建议，对当时的中国足球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他认为中国足球后来并没有沿着健康的道路前进，特别是进入2001年以后，以为打进了世界杯就怎么样了，开始“固步自封”，“反而有退步”。

　　他特别对中国球员提出批评，“他们太没有荣誉感了，球员与金钱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先踢好球，再赚到钱，而不是相反。”越说越激动的老纳挥动起手臂，狠狠做了一个大把抓钱、塞钱的动作。

　　作为前任主教练，他针对中国足球的弊端还提出了自己的四条建议：对中国足协，“继续推进国际交流，学习熟悉欧洲、南美球队的多种技术风格”，要“特别注意青少年队的培养，发掘青年人才”；对俱乐部，“虽然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进程尚短，存在投机行为很正常，但俱乐部建设还是要形成长远计划，而不是当成一种买卖”；对国家队，“各级球队都要有一个整体规划，不能为了一个短期目标、主教练和足协官员的更换而变动”。

　　看得出来，老纳确实很关注

　　(感谢瞿晓、张力先生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