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首先是诗人然后是其他

　　顾彬 首先是诗人，然后是其他

　　中国的诗歌太复杂了，你去问任何一个中国人，包括作者本人，他们都不一定能够告诉你，某一首诗是什么意思，该如何翻译

　　汉学这几年在德国的发展非常好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当今德国最负盛名的汉学家、翻译家及诗人，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翻译过鲁迅等大量中国知名作家作品，把中国当代文学系统地介绍到了德国。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波恩

　　德国汉学大家顾彬，正埋头于中国戏剧史的写作，他并非这一领域的行家，这让他感到烦恼和吃力。他的孩子闹着要父亲带他们去看

　　波恩大学明黄色的长堡，旁边是芳草如茵的绿地，莱茵河静静流淌，满树似锦的繁花，无声无息飘落嫩粉色花瓣，眉目动人的金发姑娘躺在阳光下的草坪上读书。顺着这样一条诗意的道路走到长堡尽头，便是顾彬教授所在的汉学系了。灰白头发的先生捧着咖啡杯走出来，开口是地道的中国式招呼：“你吃过饭了吗？”

　　他领着你来到办公室，四面墙中有二又三分之一面是书架，从地板到

　　这位勤奋的学者、高产的翻译家、忧郁的诗人，额间有抚不平的深刻皱纹。他穿斯文的灰色衬衫，极窄的领带矜持稳重，神情愁苦，语速缓慢，声音喑哑，典型的欧洲老派知识分子。他与同事正在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只剩下最后一本《中国戏剧史》没有完成，这部文学史上启商周，下至当代，洋洋大观，将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部具有通史意义的中国文学史。颇具意味的是，这桩本该由中国学界来做的事情，被德国的汉学家们率先做了。

　　1988年，顾彬及其所在的波恩大学即开始计划编撰中国文学史，从2002年开始，该丛书以每年起码一本的速度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准备把这套《中国文学史》全部翻成中文，一共包括：中国古典诗歌史、中国长篇小说史、中国中短篇小说史、古文、文学评论、戏剧史，第7本是我刚写完的中国20世纪文学史，第8本是目录，帮助读者了解德国从18世纪开始把哪些中文著作翻成德文，第9本是中国作家年鉴，第10本是索引。”

　　在撰写中国20世纪文学史的过程中，顾彬不断地感到困惑，该如何来评价这些当代的作家们？现时现地的评价又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位早期受左派思潮影响的学者，一度格外钟情中国1980年代的文学作品，但是20年过去了，重新回头审视这些作品，他发现很多并不像自己曾经以为的那样好。“所以中国人说，当代人不修当代史，也有道理。我过去那样认为就是错的吗？我今天这样认为就是对的吗？研究当代作品的时候，我可能还缺少一种，距离感。”

　　未来神父迷上唐诗

　　顾彬是中德两国文化的辛勤“搬运工”，作品经他翻译成德文的中国作家，数量已经不下100位，许多中国当代诗人，正是通过顾彬，为全世界所知道，比如：北岛、杨炼、张枣。他在柏林的寓所，经常借给来自中国的诗人暂居。国内有人骂他是傲慢的德国学者，但是熟悉他的中国朋友却说，冤枉了，顾彬是典型的“热水瓶”，外冷内热。

　　顾彬对人文社科涉猎甚广，除了汉学，他还修过哲学、日尔曼学、日本学和新教神学。更早的时候，他在德国北部一所大学学习神学，准备在毕业后成为一名神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一首唐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几行悠远的诗句，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他开始学习汉语，启蒙老师是天津人，给他起了中文名字顾彬。

　　这个贴切而儒雅的名字，让顾彬颇为中意，但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这两个字的含义，因为老师不会说德文，而他自己那时的汉语也很差劲。

　　“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德国没有什么人学汉学，因为没前途。我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学中文，班上一共只有3个学生。所以老师对学生特别好，他不让我们放，上他的课是太有意思了。”顾彬决定去看看中国，但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国去不了，他认为香港代表不了中国文化，于是转而去了日本。在日本，他发现中国文化无处不在，遍地都是中国的建筑，中国的书画……回国后，顾彬决定放弃神学，将汉学作为自己一生致力的方向。“东方的文化特别关注人，我对‘人是什么’非常感兴趣。”多年西方神本思想浸淫的顾彬，完成了对人本的第一次皈依。

　　我不管什么大美女

　　在波恩每次举办诗歌朗诵会，介绍到顾彬，主持人首先都说他是位诗人、翻译家，最后才补充：他也是汉学系的主任教授。

　　而顾彬自己的气质，也更接近诗人。他坚决不同意中国诗歌走向没落的说法，随着诗歌越来越复杂，能读和爱读的人越来越少，这是全世界范围内诗歌发展的共性。在他看来，中国的诗人，完全可以跟当下国际最优秀的诗人平起平坐。

　　他在翻译诗歌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创作。他感叹，“中国的诗歌太复杂了，你去问任何一个中国人，包括作者本人，他们都不一定能够告诉你，某一首诗是什么意思，该如何翻译，所以只能靠自己的灵感。”顾彬对自己的翻译非常自信，在模糊弹性的汉语和严谨精准的德语之间切换自如。他曾说过：“我并非语言的工匠，不是阐释者，不是中间人，我是创造者。我使杨炼在德国复活了。没有我，他在这里是死人一个。”

　　顾彬自己出版有《老绝望唱新歌》、《小丑塔》两本诗集。问他反响如何，他说：“第一本出版后一点反响也没有，第二本出来后终于有了一篇书评，题目是‘一个迷途的汉学家’！”在王家新家里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上，顾彬当着20多位中国诗人的面，用德文朗诵了自己的诗歌。

　　2003年，顾彬的第二本诗集获得了由德国古老的“读者会”评选的诗歌奖，这个一向低调、绝少向人提及个人成就的老学究，居然高兴地写信向中国朋友道喜，足以看出，在他心目中，诗人的桂冠，重于教授的头衔。

　　北岛认为顾彬的诗“简短而节制，富于哲理”，宛如他的人品。

　　顾彬跟许多中国诗人保持着长期而稳固的友谊，他清楚地报出：与北岛相识20多年，杨炼20年，王家新10年，翟永明10年……

　　最初结识北岛的时候，朦胧诗正遭到全面批判。“北岛当时的情况不怎么理想，80年代初，外国人和中国人见面也不怎么容易，他来找我，在门口徘徊，他的压力很大，我的压力也很大。”1985年，在顾彬和王蒙的帮助下，北岛来到柏林参加了国际文学节。

　　顾彬翻译翟永明的诗歌特别多，写她的文章也特别多，尤其推崇她90年代末以后的作品。“我非常重视她80年代中期写的诗，她的女人视角非常独特，性的角度，她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诗歌看起来非常简单，比较好翻成德文，现在她年龄大一点了，写的诗有一点幽默感讽刺感，她现在的诗歌是最成熟、最好的。”

　　——有人说如果中国的诗歌文化是一副扑克牌，翟永明就是当仁不让的红心皇后，你觉得呢？

　　——我同意，她是大美女！当然了！但是我重视她的诗歌，她美不美我不管。

　　我们都是运动员

　　1981年，顾彬来到北京大学开始研究工作，北京图书馆派图书管理员张穗子协助他查阅图书，你能想出比这更顺理成章的邂逅吗？

　　在图书馆，他们的见面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研究工作结束以后，一个外国男人跟一个中国女人的私人关系，在当时要冒不小的压力。“只能偷偷见面。我一年去两次中国，都是选择春天和秋天，因为这两个季节，北京不太冷，也不太黑暗，可以在外面见面。”

　　哪里人少，他们就往哪里去，摸熟了北京的大小公园和小树林子，最常去的，是香山，因为那里人最少。有朋友告诉他，如果被公安局抓住，外国男人没事，中国女人是要被送去劳改的。张穗子天性自由，毫不在意，但是顾彬却暗自忧心。

　　“不过我没有想过放弃这段爱情，我有的时候还是很乐观，因为我知道中国老在变，有一天肯定会有很大的变化。”

　　有两次，他们约会的时候，后面果然有人盯梢，这在今天已经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公安局的人跟在后面，想把我们抓住，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我们都是运动员。”

　　顾彬的幽默也是冷的，自己一点不笑。

　　他解释说，他喜欢踢足球，张穗子喜欢游泳，乒乓球打得很好，年轻的时候还爱跳舞，两个人跑步都很快，甩掉两个盯梢的不成问题。他的预感是正确的，中国在变，4年后，张穗子终于可以移居德国，与顾彬结为夫妇，并为他添了一双小儿女。

　　如今，61岁的顾彬每周还要踢一次足球——你真的很难想象连走路都很缓慢的他在足球场上的情景。不过，据波恩大学比较宗教学系的刚德珂(Wolfgang Gantke)教授评价：“在足球场上他可不温文尔雅！”

　　顾彬每年来中国教学4-6个星期，每次来都要带一个足球，最后一次下课，把球送给学生。他说，要把中国的足球留在中国。这些球都是中国岳母送的，岳母知道他的这一癖好，专门给他买了许多足球，现在家里还堆着十来个。

　　学者不吵架太无聊了

　　顾彬的生活有点清教徒式的简朴和刻苦，在成为教授十多年后，才贷款买了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据说也是堆满了书籍。他向往儒家式的天伦之乐，陪孩子散步，接孩子放学，带孩子看医生，是他的功课。这一天，他要带12岁的儿子顾子彬去做例行的体检，儿子黑发黑眼，一口汉语来自妈妈的师承，说得比爸爸还好。

　　每天早上8点，顾彬已经骑着自行车来到波恩大学的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讲学和工作。德国的大学正在经历改革，老师越来越少，而汉学的学生却越来越多，课程负担很重。

　　“汉学这几年在德国的发展非常好，波恩大学汉学系和中文系的学生加起来有五六百人，有的时候有一百多个学生同时来上我的中国历史课，在报名的学生中，非华裔的学生占了60%到70%。”

　　除了教学，写学术著作，翻译，作诗，十几年来，顾彬还和妻子共同经办着一份杂志，《袖珍汉学》，“88年的时候，我妻子刚来德国，当时还没有工作，她希望能够做一些事，宣扬中国的精神，介绍中国的文化。”波恩大学出钱，顾彬自己还得贴一些，《袖珍汉学》由此诞生。为了向德国汉学始祖卫礼贤的《汉学》致敬，顾彬在前面加了“袖珍”二字，这本杂志主要针对学术机构及图书馆订阅，每期印制400-500份，数目在学术性杂志里还是算不少，在德国和美国图书馆都能看到。

　　他每年来中国好几次，还兼着中山大学等几所高校的客座教授，此外，就是开会，参加活动，找原作者谈话，跟学者论辩——最著名的，是跟刘小枫教授长年累月兼长篇累牍地“吵架”，两个学者的学术背景有点相似，但是历程却正好相反，顾彬是弃神学从文学，刘小枫却是弃文学从神学。他们似乎在绝大多数的问题上都存在分歧，比如宗教、比如现代性、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但是我们年纪都大了，又都是半个儒家，所以争论也很平和。而且，如果两个学者在一起，他们的观点完全一致的话，那就太无聊了。”

　　德国大学制度，世界现代大学制度的源头。

　　自德国思想家洪堡1810年创设柏林大学始，德国的大学模式，直接影响了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大学的现代化，也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提供了鉴照。1917年，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留德四年后，返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以“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等理念，将北大改造成现代史上著名的学术教育重镇，其思想迄今仍有隽永的现实魅力。

　　本刊此次访问德国，大学制度是考察的重点内容之一。

　　进入21世纪以来，德国的大学教育制度也在改革。革新的重点有二：一是引进英美大学的学位制度；二是大学收费。德国有悠久的“福利国家”传统，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实行免费入学，为何会酝酿改革？具体措施是怎样的？这对已经启动了大学收费制度并引起极大争议、被称为“新三座大山”之一的中国教育来说，无疑会有参照作用。

　　本刊共采访了三所著名的德国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