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德安 《明镜周刊》的中国通

　　史德安 《明镜周刊》的中国通

　　我们到的那天是9月13号，恰好是毛泽东去世的第4天。从机场到北大，老师们说，把东西放下，脸来不及洗了，马上换身最好的衣服，20分钟以后我们直接去人民大会堂瞻仰遗容……当时我还哭了，你想，两三千人都在大哭啊，你根本没有办法，我跟大家一样流着热泪，不晓得为了什么而哭，但是能够感觉到，这是历史性的时刻

　　把医疗和教育变成一种商业，这对中国未来的危险太大了

　　创刊于1947年的《明镜周刊》(《DER SPIEGEL》)是德国最著名的周刊之一，每周的平均发行量近110万册。该杂志自称是“德国最重要的且在欧洲发行量最大的新闻周刊”，创刊之初，该杂志就确立了坚定的主旨：政治批评与严肃的政治评论。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巴黎

　　2006年，曾全面负责《明镜周刊》亚洲新闻的史德安(Stefan Simons)从汉堡移居巴黎，出任《明镜》驻法机构首席。这位55岁但活力异常充沛的德国传媒人递过名片，一脸慧黠地自嘲，“甭信上面的头衔，那只是摆个架子，其实在法国，我手下只有一个兵。”——他指的是坐在外面办公室的笑容甜美的女助手。

　　摆架子，一个兵，一句话里，就接连用了两个中国俗语。你不得不对他的汉语水平刮目相看了。

　　除了母语德语，他个人的简短履历里还罗列着：——流利的英语、流利的法语、流利的汉语，以及初级水平的希伯来语。

　　神往“文化大革命”

　　史德安绝对是我此行所见过的、表情最为丰富的德国人。他语速很快，嗓门很大，更令人费解的是，根据表达情绪的不同，他的嘴角居然可以时而两边朝下，时而两边朝上，甚至一边朝下一边朝上！

　　从少年时期开始，史德安就有当记者的理想。1971年高中毕业，正值越战时期，不少青年人反对美国，去了越南打仗。史德安不愿意去军队，当时德国宪法规定，做24个月的社会服务，可以免除18个月的服役，史德安因此选择到法国文化中心当社工，趁机可以多学一门语言。

　　“我的法语就是那个时候学的，没想到现在派我驻巴黎，正好用得上了！”

　　社会服务期满，回到德国的青年史德安面临着专业选择的难题，他去向弗莱堡(Freiburg)大学的一位顾问请教。“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去的时候是早上10点来钟，敲门儿一进，老师问我，你不晓得要学什么专业，那你有没有想过将来要做什么职业呢？我说，我想当记者。老师马上就笑了：你已经是今天第4个想当记者的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要想当记者，专业顾问给他指了3条路：一，如果他文笔够好，可以去《弗莱堡日报》，边工作边学习；二，如果文笔不好，那就要学点专门性的东西，经济或法律。而史德安对法律不感兴趣，数学也比较糟糕；三，最差的可能性，去学个非常专业甚至冷门的语言，如俄语或者汉语。

　　史德安出得门来，直接就奔俄语系，结果俄语系气氛不好，房子有臭味，年轻的老师没空，让学生明天再来。不喜欢，出了门转了一大圈，回到中文系。中文系是新盖的房子，东南亚所有的语言系汇集这里，有日文，中文，阿拉伯文等。一位慈眉善目的五十多岁的中国老师，指点史德安——先别买教科书，书比较贵，你先复印1—6课，试听一段时间，如喜欢这门功课，再继续读下去。

　　他误打误撞进了中文系的大门，并兴味盎然地一直学了下去。当时的青年学生普遍受左派思潮影响，听信宣传，对中国“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十分神往。当时中国与西德还未建交，学了一年中文的史德安到瑞士通过中国在瑞士的使馆给北京写了一封信，要求到中国学习。

　　“没想到，当时中国的大学还没恢复教育呢，所以他们就很客气地回了一封信，说，条件不成熟，以后再等消息。”

　　对着主席遗容大哭

　　北京不行，就去台湾吧，那里学习条件较好，生活起居也比较方便。史德安寄居在当地台湾人家中，中文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

　　“那家人家有一个小闺女，八九岁吧，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Stefan，她就在纸上写——史得芳。第二天我告诉我的中文老师，我有中国名字了。他一看哈哈大笑，说这是女孩子的名字啊，这可不行。”

　　老师提笔给他改了两个字：德国的德，平安的安。

　　在台湾学了一年中文以后，史来到汉堡大学，中德建交以后，他作为建交后的第一批留学生来到北大，当时同来的，一共有16名西德学生。是年，正是1976。

　　“我们到的那天是9月13号，恰好是毛泽东去世的第4天。从机场到北大，老师们说，把东西放下，脸来不及洗了，马上换身最好的衣服，20分钟以后我们直接去人民大会堂瞻仰遗容。”

　　下飞机还不到两个小时，史德安已经置身北京人民大会堂哀伤的海洋中，“那一天正好是接待外国使馆大使、外国专家和留学生，在大会堂，我们还跟‘四人帮’握了握手。”他伸出手模拟抖动了两下，并做了一个鬼脸。

　　“当时我还哭了，你想，两三千人都在大哭啊，你根本没有办法，我跟大家一样流着热泪，不晓得为了什么而哭，但是能够感觉到，这是历史性的时刻。”

　　史德安说，事后回想起来，现场的那些老师们，态度也很动容，除了伤痛，还有一种对自己和国家前途的担忧。“那时候也不知道‘四人帮’会垮台，也没想到再过一年邓小平会恢复工作，做梦都没有想到。所以那些老师，在毛主席去世后的头四五个星期是非常非常担心的。”

　　有一天，史德安在宿舍里吹笛子消遣，马上有一个老师进来说，主席去世不久，这样的娱乐活动是不合适的。

　　“来中国以前，左翼的激进学生，都觉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来了才发现根本不是宣传里讲的那么回事。‘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们就跟大家一样，很快清醒了。也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垮台的第一天到第二天，老师们心里的话就倒出来了。”

　　在史德安宿舍楼劳动的一位工人，说得一口非常漂亮的英语，史一直感到奇怪，问他，他说，自己原是英文老师，因“文革”的需要，临时跟工人阶级一起学习。“四人帮”垮台之后，才知道这位老师是被斗离了讲台的“臭老九”，受过许多折磨。“还有些老师，从抽屉里拿出自己写的东西，这些作品可能已经藏了10年，后来很快，半年之内，就出来了‘伤痕文学’。”1976年至1978年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及历史的史德安，恰好经历了这个古老国度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我也拿秦始皇说事儿

　　“从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一点，对宣传要非常非常谨慎。”

　　“四人帮”垮台之后，从最高峰跌到最低谷。“林彪从小学，高中开始已经是一个坏蛋，江青，姚文元都是这样的。我们很快就发现那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一个人过世以后就给他挂上一个牌子，给出一个评价，把他整个的生活，他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都要定下来，全面肯定，或者全面否定。这难道是科学客观的态度吗？”

　　史德安认为，在中国的学习，这个事情对他的教育最为深刻，他为此思考了很久。后来他做的博士论文，《秦始皇在中国现代史上的评价问题》，就是基于这个思考。为什么秦始皇死后对他的评价始终不能得到一个定论，这种评价或者说宣传的背后，有什么规律在起着作用？

　　“中国在解放初期对秦始皇的评价，认为他是伟大的历史人物，因为他统一了中国，像共产党统一了中国一样。但是到了50年代，有几年时间，史学界的看法是劳动人民决定历史，这个时期，秦始皇又成了坏人，因为他是暴君，是专政的。到了50年代末期，毛泽东说：秦始皇是好人，他焚书坑儒，跟我老毛一样，‘我坑的儒更多。’——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文怎么讲，啊，影射！不直接批评，而是通过历史，来评论一个现代人物。

　　“1979年我离开中国以后，突然发现中国最权威的一份历史刊物刊登了一篇文章，《如何重新评价秦始皇？》。为什么在1979年这个时候，《历史研究》要提出重新评价秦始皇？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考古发现？在我们西方，你要写一篇新的历史学术文章，一般是有了新的发现，或者有了新的历史资料。结果我一看，没有！

　　“文章怎么评价秦始皇呢？三七开。当然你可以这么评价，但是最重要的是，半年之后，评价了毛泽东。肯定了毛的成就，但也承认了他的失误，也是三七开！所以《历史研究》实在是舆论准备，在知识分子中为改变风向做铺垫。你看后来党的决议里，对毛主席的评价，有些表述连文字都跟《历史研究》那篇文章大同小异。在中国，历史跟政治有一种机械性的联系，人们经常利用历史来解决政治上的问题。当时我就想，哎，我这篇论文题目选得好。”

　　一肚子中国经验

　　他果然凭借《秦始皇在中国现代社会的评价问题》一文，获得了汉堡大学的博士学位，并且入了新闻这个行当。3年以后，史德安作为《明镜周刊》常驻北京记者再次来到中国。

　　再次来到北京，已是改革开放以后的1984年。街头建筑物变化不大，交通工具还是自行车，汽车不太多，但是感觉像是回到了老家。“最大的区别，人敢讲话了。敢骂领导，骂学校领导、单位领导。”

　　他带德国旅行团在中国旅行，随团的一名中国陪同，在火车上与他大谈国家大事。史德安不断地提醒那个人：小声点，你说的话很危险。结果对方嗓门更大了，“嗐！我们改革开放五六年了，中国人站起来了！我们知识分子敢说话！”

　　“那个时候给我的震动最大，我开始感觉到中国在思想上、观念上的转变。”

　　这转变无处不在。刚驻中国的时候，外交部给《明镜》这样的境外媒体发了个清单，哪些城市可以自由采访，其实只有两个——天津，广州。“其他的一系列城市，首先要打报告申请，要跟当地的外办联系，有什么采访目标，什么采访内容，需要陪同，地方外办要看你采访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还要现场记笔记，等你走了打小报告。”

　　仅仅半年，这个单子已经扩大到了约30个城市，上海等大城市基本上都可以去了。“4年以后，也就是1989年我离开中国的时候，217个城市都可以自由地去，还有其他800个城市要申请，但是申请已经很容易了，万一不申请的话，也没什么大问题的。所以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这四五年是最自由的，我赶上了好时候。”

　　在中国的4年，他把中国各省都跑遍了，内地，沿海，塞北，江南。印象最深的是西藏，虽然同属中国版图，但是从文化到历史，却是那么不同。在日喀则，他见识了藏族的朝圣，70多岁的喇嘛跟他用流利的汉语交谈了两个半小时，做了许多笔记。采访结束前，他随口问喇嘛，你的汉语怎么这么好，喇嘛豁达一笑：你忘了？我“文革”坐了18年监狱，监狱就是我的大学。

　　这个在中国浸染多年的资深新闻人，谙熟中国官场及民间的一切潜规则：采访农民？——要说地道的中文，这样，“门槛就低了”；采访艾滋村这样敏感的选题？——“去之前不要说，要偷偷地干。就算被抓起来，一个晚上两个晚上就让你走了，最多给你穿双小鞋。我们现在的工作条件跟你们这些国内记者是大同小异的了”；采访突发事件或自然灾害？——“你可以批评现象，但你不要批评制度”；批评性的文章被中国政府转载了？——“小参考转载没什么，很容易买到的，一般大参考才是全文转载，内部发行的……”

　　这个喜欢潜水，喜欢航海的记者，大半生都在追求动荡多样的人生。几乎每过4年，他就要换一个居住城市，甚至换一个语境，这大概是他始终保持在激活状态的一个动因。来巴黎之前，他还先后在耶路撒冷、华盛顿当过驻地记者，可最如鱼得水的，还是在中国。

　　人物周刊：你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应该有比较多的关注，在你看来，中国社会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史德安：贫富差距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中国20年来，年年的发展速度都很快，老百姓有这个感觉：到明年，我的生活比今年要更好。我在北京的工地询问过很多工人，他们大多对现状都很满意，说每次来北京都能找到工作，回农村呆一段时间再过来，还是可以找到工作。这一点在欧洲是不可能保障的，你如果离开工作岗位3个月，3个月以后可不一定还能找到工作。

　　中国最大的危险，我感到是在教育方面。我在中国上学的时候，看病5毛钱挂个号，再穷，最基本的医疗也是有的，教育也是一样，但是把医疗和教育变成一种商业，这对中国未来的危险太大了。

　　《人物周刊》：具体来说呢？

　　史德安：前年，我们跟北京一个工地的工人到他浙江老家去，他家里条件不错的，按道理没有必要离家打工。一问，就是为了教育费，80%的打工收入，都给两个女儿交了学校了——而且还不是大学，就是初中啊！那些个老师，说句不客气的话，放个屁都要收钱。他还是比较能干的，其他那些不如他的怎么办？他说，有的变卖家产，有的女的卖身，供孩子上学。

　　而且，把教育产业化以后，就会有各种不好的影响。比如，文凭可以买——甚至在大学里也是如此。我们德国使馆在北京专门有一个办公室，验假文凭，这个大学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的话，这个文凭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这个，比污染，比贫富差距，还要危险。因为教育直接影响到人，影响到人的思想。中国社会是缺乏安全阀的，肚子里有苦水，有愤怒，万一没有舆论的宣泄途径，没有独立的司法公正，就可能会转化为暴力。

　　《人物周刊》：能说说你采访江泽民的经历吗？

　　史德安：是前年吧，《明镜周刊》采访江泽民，给了1小时，时间够长的。我们总编辑去了，另外就是负责亚洲新闻的编辑，也就是我。这样的采访总是有一些外交辞令，但是有些话，我觉得是真的。我们总编问：“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最困扰您的问题是什么？”江说，外国看中国发展很快，但是中国有些地方还是非常穷，不光要看沿海，还要看内地。晚上，想到这些问题和矛盾，就睡不好觉。他说这句话的两天前刚从陕西视察回到北京，应该是肺腑之言。

　　《人物周刊》：两德融合以后，政府对原东德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经济上的支持，在你看来，目前原东德地区的经济水平是否已经跟上了整个德国的步伐？

　　史德安：没有，你看具体数字就很明显，西德地区的失业率一般是7%、8%，有的地方10%也有，可是到了东德，20%，30%，40%，有的地方50%都有。有一些小农村、小城镇年轻人根本就没有了。有专业的，有活力的，会赚钱的，现在全跑到西德了，或者跑到国外。在农地里，都是没有教育水平的，老的。很多地方，首先是超市不需要了，好，关门儿！超级市场一关门至少就少了10来个工作岗位。这些工作岗位大多是女孩子的，也就是一个普通家庭里的第二个收入没有了。后来，理发，卖面包的，卖肉的，渐渐的都没了。最后呢，连教堂都要关闭了。你现在可以跑到东德去买下一个教堂，为什么呢，没人了，没神父了。

　　两德融合前后，有5到10年的时间，对东德经济有一个拉动，出现了短期的繁荣。当时东德人抢着买西德的汽车、电器、家具，但这是消费性的，不是建设性的。现在你看东德的城市建设都搞得相当不错，不少老建筑老景点恢复得很好，拉动了旅游服务和娱乐行业，但也就是一年之内有三、四个月的钱赚得比较多而已。

　　《人物周刊》：如此一来，与融合前相比，德国人的实力与自信是不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一些原先的西德人，是否感觉受到了拖累，会有一些怨言？我就听一位德国公司的老总抱怨说，以前德国是整个欧洲的强国，现在德国是欧洲的病人。

　　史德安：你说的一点也没错，不少德国人有这样的感觉。但我个人感觉，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任务，我总觉得我们西德人有一定的责任，要把东德拉动起来，为了一个整个的德国。到现在我们原西德居民每个月还要付1%的团结税(solidarity tax)，用于扶持东德。政府也鼓励一些大的工厂，公司迁移到原东德地区。一些到前东德地区工作的青年人，发现那里生活环境不错，污染少，住房便宜，会留下来，成为未来拉动东德地区经济的生力军。但是东、西德地区的区别要想消除，大概起码还得20-30年。而且西方国家的尴尬还在于，一切发展规划都有个4年之限，4年后就重新选举了，又变了。

　　不过好在，对现在的大联盟政府来说，无论是左的政党，还是右的政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