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stik，德国效率润滑剂

　　logistik，德国效率润滑剂

　　——专访柏林工业大学logistik系主任

　　在德国，采访对象可以精准地告诉你，你可以在几点几分乘坐哪一班地铁，几点几分换乘另一班地铁，估计多少分钟后就能到达采访地点

　　北京的道路是很宽，但一般只有一条干道，没有小路，不能有效利用辅路分流。所以2008北京奥运期间，交通系统会遇到考验

　　-本刊记者 万静波 发自柏林

　　德国采访期间，记者一行从曼海姆赶往柏林，当晚8点半买好的火车票，12点从无人看管、悄无声息的月台登上开往柏林的夜车。刚放好行李，此前未曾露面的列车员已径直来到车厢，彬彬有礼地查验我们的车票。

　　这种快速高效的办事方式，自然是得益于

　　访问德国期间，记者处处都能感受到德国社会运转的严整有序。比如约好的采访，采访对象可以精准地告诉你，你可以在几点几分乘坐哪一班地铁，几点几分换乘另一班地铁，然后估计多少分钟后就能到达采访地点了。这还只是公共交通系统，其实整个德国，就像他们国家足球队的踢球风格一样，一切有条不紊，几乎所有社会部门都已被整合到一个可以准确控制的大系统里。

　　这首先是由于德国人严谨守时的素质，以及德国企业、政府部门的高效管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与一个学科——logistik的高速发展有关。

　　Logistik的花样年华

　　Logistik，按字面直译是“逻辑科学”，即把逻辑和科学结合在一起的一门学科，在美国被称为“供应链管理”，在中国被译成“物流”。该学科起源于1970年代，起初只是研究如何使运输和仓储更有效率，但随着资本全球化及跨国企业全球布局的高速增长，已发展为以研究如何将生产、采购、市场营销与财务管理融于一体、使资源组合更有效能的一门学科。该学科的研究以德国、美国最为发达，这也与德、美两国的企业布局全球化的程度相匹配。

　　如今在欧美，logistik已成为“显学”，毕业生非常抢手。在研究方法和课程设置上，它已成为一门横跨经济学、工程学、管理学以及计算机信息科学的跨领域学科。这也使得该学科执教者的知识背景极为宽广，教授往往还会有“经济学家”、“企业管理专家”、“高级工程师”等多种身份。

　　记者的一位朋友，正在柏林工业大学攻读该学科的硕士学位，学习极为“痛苦”，不仅要学经济、管理、市场营销，还要念计算机

　　为向读者介绍这门学科的发展状况，本刊记者约访了德国在该学科最著名的大学——柏林工业大学logistik系的系主任施特劳勃教授。

　　40多岁的施特劳勃教授，在日耳曼人里算是小个子，但看起来精力旺盛、充满活力。这也许与他喜欢运动、乐于跟人打交道有关系。他是柏林工业大学毕业生，早年学技术，但因为对社会和人际交往有兴趣，“想寻找一门管理和技术相结合的学科”，“很幸运地”进入了这个领域。

　　施特劳勃教授是个“地球人”，他在法国和美国都念过书，博士学位是在德国拿到，博士论文与宝马公司有关。博士毕业，自己开咨询公司做老板，在波士顿、巴西、南非都工作过，2000年前后，进入瑞士一家“最好的管理学院”，几年后回到柏林工业大学任教，并接受了系主任的职务。

　　教授有两个女儿，本人喜欢到剧场看演出，太太的硕士论文是研究文德斯电影的。采访完毕，颇为风趣的教授一定要请记者一行到校园附近的意大利酒吧吃午餐，看起来他非常熟悉这里的环境，脱下西装，松开领带，不时和跑堂的意大利女郎、厨师开几句玩笑，反倒像个美国人，一点没有德国大牌教授的严肃庄重相。

　　他对中国颇为熟悉，自1986年第一次访问中国始，已经来过15次，而且越来越频繁，仅今年就还要再来两次。在德国，交通设施和基础设施属于国有，铁路和飞机系统已完成了一体化。不过教授却谦虚地认为“其实还没那么好”，“德国的高速公路每天都有280公里堵车，卡车平均时速只有30公里/小时。而且德国的基础设施只有20%的上升空间了。”

　　2008奥运，北京交通将遭遇考验

　　人物周刊：您去过中国很多次，在上海、北京遇到过堵车吗？有什么好办法改善堵车的状况吗？

　　施特劳勃：是的，经常遇到堵车。我想至少有两个办法，一是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再是智能管理系统要跟上。

　　人物周刊：我们拿北京和柏林作比较。柏林人口是350万，汽车数量是500-600万辆，北京人口是1000多万，汽车数量远远低于柏林。为什么在柏林很少遇到堵车？

　　施特劳勃：首先当然和北京人口密度大、公交系统不够发达有关。其次，北京的道路是很宽，但一般只有一条主干道，没有小路，不能有效利用辅路分流。所以我想2008北京奥运期间，交通系统会遇到考验。

　　人物周刊：回到logistik，为什么会有这个学科的形成发展？

　　施特劳勃：我先告诉你几个数据，日本Sony公司的产品只有3%是自产，其余由世界各地的供应商提供。德国品牌的汽车，也只有20%在本土生产。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大型企业的工厂+全球物流+供应链管理+时间部门的高效运转，已成为一门重要学科。

　　人物周刊：我知道，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对这个学科起到了关键作用。

　　施特劳勃：是这样。我们称之为整个学科的发动机。人类几千年前建造金字塔和万里长城时，也需要物流。不过到了当代时间要求更高，成本控制意识更强，而信息技术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可以使顾客的需求实时显现出来。比如德国的Kvhne+Nagel公司，专门提供交通和物流服务，通过它的系统，可以在一夜间让全球18家工厂开工生产。

　　人物周刊：您能通过具体例子说明该学科的应用前景吗？

　　施特劳勃：Gieldemeister是德国一家专门生产焊接打钻设备的制造商。以前它生产一台机器需要3个月，仓储又要2个月，物流成本占了8.5%。采用logistik思路进行国际优化，现在从接受订单到交货只要18天，存货则由2个月缩短到4天。从而大大减少了成本和损耗。

　　人物周刊：这是您的客户吗？

　　施特劳勃：是的。公司老板是我们系的客座教授。

　　人物周刊 ：具体到德国铁路公司(DB)，它已经很有效率了，从您的角度观察，它还有破绽吗？

　　施特劳勃：DB正要在我们这里建一个科研中心，我们帮助DB做交通、信息和物流一体化的设计。物流对国际化大公司非常重要，比如西门子、奔驰公司都要购买DB的服务。今年7月，就要有一条中国通往德国的铁路线开工，途经西伯利亚，比船运要快7天。

　　人物周刊：您参与这个项目了吗？

　　施特劳勃：我个人没有。但我的博士生将对这个新的国际物流网络的安全可靠性进行研究。

　　人物周刊：您对logistik在中国的发展了解吗？

　　施特劳勃：第一次去中国时，中国连“物流”这个概念都没有。1990年代，交通问题太重要了，中国开始意识到这个领域的重要性，将其列入五年规划，一些大学开设了物流专业。现在这个专业发展得非常快，其速度让我惊讶。我想，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企业的国际化步伐加快，logistik会有更大的应用前景。

　　(感谢裴萌小姐的帮助)

　　马丁·可可与柯瑞斯塔

　　泡在蜜罐子里的柏林艺术家

　　今年1月，柏林成为联合国认可的欧洲第一座“全球创意城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产业处处长米拉格罗·德·高拉尔评价说，“柏林的设计传统和当代创意已经影响到了整个国家和国际相关领域的运作。” 整座城市约有11700人在时尚、产品及家具设计、建筑、摄影以及视觉艺术等领域工作，约6700家设计公司创造了15亿欧元的年产值，是名副其实的设计之都。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柏林

　　世界杯战号吹响，柏林红色市政厅前的广场上，也应声搭起了8根六角形的柱子，这8根柱子由384块巨大的瓷砖拼接而成，上面用上等陶土和特殊釉彩技术绘制了一系列足球史上令人难忘的时刻，从而为世界足球塑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纪念碑。

　　52岁的马丁·可可(Martin Keck)，是这套足球组画的设计师和绘制者。跟柏林的许多设计师一样，马丁的身后有一家长期合作的赞助商，柏林最大的陶瓷公司。

　　画釉画就像补牙齿

　　马丁·可可只是柏林总共约11700名设计师中的普通一员，身为球迷的他，两年前就开始为世界杯构思一套独特的足球组画。“一开始的时候，我从以前的档案中选取了很多照片，这项工作花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当时并没有明确的选择标准，比如本年度或者本队最有价值的入球等，我只是将自己感兴趣的瞬间选取下来，不管这些照片所代表的瞬间在历史上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只要它能让我觉得兴奋就好。我一共选了85张照片，但是为了选这85张，我浏览了两三千张照片。”

　　他开始考虑如何表现这些瞬间。85幅经过处理的照片被输入电脑，得到了他想要的效果。这时候，可可接到当地一家知名的陶瓷公司的邀请，该公司表示愿意为他提供工作室、设计材料以及其他所需要的协助。

　　作画的过程非常复杂，上色的过程非常长，在公司提供的已经经过烧制，但没有涂黏土的陶瓷上用白色釉料打底，然后层层着色。

　　“最深的颜色主要是深绿，需要用不同型号的刷子重复上色，上了一层又一层，伦敦的古画家在作画时也会用一层又一层的颜色堆砌起来，最后得到非常绚丽的色彩。但是这些颜色只能在火烧后才看得到，化学物质要经过火烧以后才能显现颜色，在那之前你只看到一层层的釉料，完全不知道最后出来的是什么样子。所以只能心里有一个大概的设想，再根据这个概念来进行工作。一个没有相关经验的人，是没有办法做的。”

　　他打了个比方，画釉画有点像补牙。补牙的时候是根据牙床切割牙齿，形成轮廓，然后将填充料放进去，再进行修正。釉画师就像牙医，填入色彩，然后手持喷枪不断地修正。

　　可可的瓷砖画是装饰厨房的

　　客户却把它挂在了卧室里

　　平铺开来占地面积207平方米的巨幅足球釉画，基本上没法在柏林完成，因为没有窑可以烧制这么大的作品。陶瓷公司为可可在施维兹堡(Schwarzenber)设立了工作室，并派专门的工作人员协助他烧制。

　　“最高需要3000摄氏度的火一直烧。有的窑一次只能烧制一件作品，在公司有150米长的窑，一次可以烧制一批作品。窑内的温度要24小时保持着，而且这些瓷器只有一次烧制的机会，如果失败了，就必须重头再来。一件作品要烧制3天，一定是连续3天，不能是6个半天——把东西放进去，火的温度设定在1270度，但是还有一个温度是1050度，你看，温度是可以控制的，温度越低，瓷器的颜色就越多。”

　　可可是个专门用特殊材料作画的画家。在此之前，他曾专攻音乐，13岁就开始学习演奏小提琴，一度是爵士乐队的独奏和主唱。艺术不免常常要跟贫穷联系在一起，沦落的时候，他在一家意大利餐厅演奏，收入勉强可以维持生活，直到女儿出世。

　　“我必须要负担她固定的生活需求，所以我尝试了其他工作，想要做一些改变。正好，有人想在箱形风筝上作画，我就去应聘了。在这项工作中，我突然发现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的颜料，因为它不是用来在纸上画画，而是用在除了纸以外的任何材料上，包括木头、玻璃、金属，还有陶器。”

　　可可从事釉画设计，一部分也是迎合装潢市场的需要，有些瓷砖画可以贴在浴室、厨房的墙面甚至地板上。陶瓷公司还曾专门为他提供了一种瓷砖，上面的涂层可以保护画面不受磨损，即使作为地板，在上面行走也不成问题。“但是大多数客户购买了我的釉画并不把它们放在厨房或浴室，而是挂在起居室的墙上，还加上一个漂亮的金属框。”

　　柯瑞斯塔对本届世界杯海报设计极为不满

　　与半路出家的可可不同，海因兹·约根·柯瑞斯塔(Heinz-Jürgen Kristahn)是柏林赫赫有名的平面设计大师，属于“学院派”的设计人。世界杯前夕，这位柏林艺术大学的前艺术系主任刚从中国结束教学，回到德国。他拉着身上大红色的茄克告诉你，这衣服就是在南京“淘”的，见识了中国服装的价廉物美以后，他就很少在欧洲买衣服了。

　　柯瑞斯塔对本届世界杯的海报设计极为不满，并毫不掩饰他的观点。在他看来，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海报根本就不能体现出德国的特点，无论色彩还是构图，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法国、美国或任何一个国家的设计。

　　毕业于国立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的柯瑞斯塔，29岁就成为全德国最年轻的教授，早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帮助中国培养平面设计师，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院长林嘉杨，早年就是他在中国带过的学生。柯瑞斯塔还与中央美院、南京艺术大学等高校有着长期密切的合作。除了定期不定期地到中国讲学，他还致力于在中国当地寻找人才，遇到欣赏的好苗子，就“带过来”，一些有天赋的中国学生，正是通过他的帮助，来到欧洲留学深造。

　　“80年代我曾在日本当了一段时间教授，对亚洲文化和教学方式积累了一点心得，所以我的教学模式特别适合中国人。不能强迫中国学生接受西方的思维，而应该让他们反思自己的身份，用本民族的身份，用东方的艺术语言说话。”

　　同一个题材，可以用很多种不同的设计语言来表现。在中国美院的夏季学院里，柯瑞斯塔给学生出了“水是生命”这个题目，要求学生设计一份海报，必须用中国的图形来表达，但是又必须是全世界都能理解的。

　　一位女学生的设计得到了柯瑞斯塔的嘉许，她把中国传统图案里的鱼，做成了SOS的形状。

　　这次去南京艺术大学的教学活动，柯瑞斯塔带去了新的议题，“反对暴力，反对遗忘”，15名德国学生随同他一起去与中国学生交流，同样的命题，两国学生必须交出不同的答卷，德国的学生可以反思纳粹，中国的学生则选择了反思南京大屠杀。

　　上帝不让柯瑞斯塔做兽医

　　除了一天三趟地带着家里养的两条狗散步之外，职业就是柯瑞斯塔全部的爱好，他说，选择艺术是孤独寂寞的行业。从事艺术教育多年的柯瑞斯塔，相信本质上艺术是不可教的。

　　柯出生在南德巴伐利亚州雾笛峰西脚下的奥伯斯特多夫(Obertshausen)，这个小镇只有7到8户人家，柯瑞斯塔从小的教育是在教堂里完成的。上午上课，下午15个小男孩自由做手工，可以做雕塑，也可以画彩绘玻璃，柯瑞斯塔入了迷。

　　“我们家经营着很大的农庄，父母一心希望我长大能当个兽医。但是上帝给了每个人不同的天赋，现在我的小女儿寇西玛，我看她倒是很有兴趣给家里的狗当兽医。艺术是不可教的，艺术必须是自己天生就有的，老师对学生所能做的，只能是观察他、指点他而已。”

　　跟马丁·可可一样，柯瑞斯塔与许多商业性的公司有着频繁的合作关系。在柏林，有着健全和便捷的体系让艺术与商业结盟。艺术大学的教授在创意公司或其他艺术类经营机构兼职，绝对不会被视为不务正业，反而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说明你不但有艺术的理论，还有艺术的实践。柯瑞斯塔就先后在Irlenkaeuser、柏林美学广告公司等3家著名广告公司任创意总监，收入相当丰厚。

　　他最广为人知的设计，是17年前为德国城市发展银行(Sparkasse Bank)所做的数百幅系列海报。德国的许多大企业，在形象设计和广告宣传上不惜工本，并且具备艺术的眼光。当时正值创作高峰期的柯瑞斯塔，凭借这一系列海报赢得了广泛的知名度。

　　大公司从不对艺术家说“不”

　　同样，忙碌着准备足球画展出的马丁·可可，内心也在思谋着艺术品转换为生产力的可能性。“现在已经有一些收益了，世界杯结束后可能会拿出来拍卖，也可能会有美术馆收购。我希望通过这件作品能在这一领域产生纪念碑式的意义，就好像在石器时代，穴居人在洞穴内壁作画，告诉后人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我希望这件作品能成为重要的文化记载。”

　　马丁没有透露一点，其实，他将巨幅的作品分成80多个小的画面，可能也是考虑到拍卖的方便——如果找不到财大气粗的大公司买家，还可以拆分成每个独立的画面，成为寻常百姓或足球爱好者的室内收藏。

　　不管怎么说，选择与他合作的陶瓷公司没有走眼，可可在世界杯期间名气大涨，许多电视台对他进行了访问，他接下去将要做的“动物地砖计划”很可能也因此热卖。

　　“当我有一些想法的时候和公司去讨论，他们从来不会直接否定我的主意，也不会模棱两可，他们会提供咨询和建议，让我的想法进一步完善，最终得以实现。他们从来不说‘不’，甚至连‘但是’都不说，柏林设计产业的这一点，是最让人兴奋的。

　　“无论我能做什么，该做什么，都要坚持和大公司，和这个行业最好的公司合作，这些公司在工作成就、产品质量和技术等方面都是最上乘的。他们期待着挑战，并愿意为长远的未来付钱。它会问：你想对我们公司提出什么挑战吗？告诉我们，我们正在这儿等着呢！”

　　能在柏林当一名艺术设计师是幸运的，在这里，艺术家也许孤独，但是艺术却饱受宠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