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斯：只拍自己想拍的电影

　　文德斯：只拍自己想拍的电影

　　在我1970年代刚开始拍时，观众几乎不相信还有德国电影……现在比过去已经好了很多，德国电影的上映率达到了20%，而在1980年代，这个比例只有2%。已经有1/4的观众愿意看德国电影

　　美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民众和媒体完全不了解他们以外的世界

　　如果能做到既满足大众口味又有自己的艺术追求，这是一个电影导演最大的成功

　　-本刊记者 万静波 发自柏林

　　对中国记者不远万里的登门造访，文德斯显然是重视的。

　　从5月开始，他的助手就一直在为采访寻找时间：先是戛纳电影节，文德斯十多天里一直呆在法国观摩；回柏林已是周末；5月29日，星期一，文德斯在著名的柏林音乐厅接受了由德国总统科勒亲手颁发的德国最高艺术奖项——科学艺术成就勋章。

　　他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德国电影导演。

　　在160多年的历史里，这个由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四世1842年创立的奖项，一共只颁发给了33位德国人和34位外国人，其中12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全都是华彩粲然的名字：钢琴家门德尔松、科学家兼探险家亚历山大·洪堡……

　　采访终于敲定——5月30日上午11点，在他的电影工作室。作为汉堡造型艺术学院的教授，此时他本该出现在几百公里外汉堡的教室里，给学生授课。

　　这也是他的工作室第一次向中国记者开放。工作室设在柏林东北部一处艺术家云集的街区，这里原属东柏林地区，东西德合并后，低廉的房租逐渐吸引众多艺术家搬迁至此，数百家画廊、影视公司、音乐工作室，使这里成了柏林艺术青年的“麦加”。

　　从地铁出来，钻进路边一栋浅灰色6层楼，上到4层，按门铃，文德斯的电影世界豁然敞开了——作为“公路电影”大师，他的工作室也以“公路电影制作公司”为名，这个足足有三四百平米被分割成若干房间的工作室，处处是与他有关的电影气息：等待短暂见面、多少有点心神不宁的漂亮的女演员；两大玻璃柜的电影奖章和证书，从戛纳的金棕榈到威尼斯的小金狮；长长一堵墙、插满了他的电影资料、书籍、画册和手记的开放式书架；各司其职穿梭往来的男女雇员……

　　正墙上的巨幅电影海报也许切合了文德斯的审美心境，古巴哈瓦那零碎而喧闹的生活街区，孩子，行人，停在路边的小汽车，抽烟的男子低头从狭长的黑色街道走来，整个画面呈现出朦胧的有些哀伤的暖色。正是那部著名的音乐片《乐满哈瓦那》(一部以几位古巴民间音乐家为主角的纪录片)的剧照。

　　这位执著于探讨疏离、孤独和心灵流浪主题的著名导演，却透出谨严的知识分子气质，合体地束在皮带里的蓝衬衣，微微漏出修剪痕迹的胡须，笔直如同军人的腰杆，没半点流浪汉或者自由艺术家的不羁做派。

　　他看起来安宁内敛，仿佛此前一天颁奖仪式的盛大和荣耀根本没发生过。说话时沉着而温和，当他望向你、听你说话时，眼神里是探询、求问，甚至还有一点点好奇，是因为对方来自中国，一个遥远的、他从未踏访过的陌生世界？偶尔，他的眼角会闪出不经意的微笑，那种一晃即逝的顽皮和狡黠，也许是他真正放松的一面。

　　当记者给他拍照时，身为摄影家的他相当柔顺地听从调遣——请站到这！坐到那椅子上可以吗？配合镜头做出身体语言。但是，当他站好深邃地盯向镜头时，一股沉着大气的、让人不由自主被吸引的明星魅力扑面而来。

　　以记者的观察，流浪和回归，边缘和中心，这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精神气质，并存于文德斯的个人性格世界，进而投射到他的电影创作。以他那部最有名的《德克萨斯的巴黎》来说，男主人公出走4年、妻子离家做了脱衣舞演员，孤独和流浪，固然是文德斯竭力想要表达的主题，但同样令人难忘的，是文德斯对家庭生活的温馨追忆，以及他刻画的渗透了无言忧愁的父子亲情。

　　这种内心世界的丰富感受力和外部生活的低调内省，也许是文德斯电影创作能持续40年的源泉。

　　当年著名的“德国新电影四杰”，法斯宾德英年早逝，赫尔措格和施隆多夫进入了低潮，只有文德斯还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动力。他的最新作品是2004年的《请别打扰》，讲述一个当年放浪风流的西部片明星意外得知自己有骨肉留下时，一路找寻的故事。

　　仍然是文德斯喜欢的公路电影题材，但该片并未受到评论界的注意。他自己倒非常喜欢，他特意吩咐秘书小姐早早准备了他和夫人(一位摄影家)拍摄的同名电影画册，厚厚的一大本，签名送给了记者。

　　想和巩俐合作一部电影

　　人物周刊：作为世界知名导演，您为什么一直没去过中国？2004年在中国举办了您的个人摄影展，可您最后还是没有去。

　　文德斯：是的。中国朋友很热心，有很多人为此事奔忙，促成了这个摄影展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举行，我本来是要去参加的，但我当时生病住院了，躺在病床上无法动身，对此，我也觉得很遗憾。

　　我很想今年或明年能到中国看看，我有很多朋友在那里，有一个好朋友，吉他手，生活在上海。(沉思，突然反问记者)中国观众看过我的什么电影吗？

　　人物周刊：1980年代上映过您的《德克萨斯的巴黎》，在中国影响很大，此外，我必须抱歉地说， 您的更多作品是通过盗版在喜欢电影的人士中流传。

　　文德斯(不出声地微笑)：没有关系。电影是用来交流的，这也是电影爱好者们的一种交流方式。

　　人物周刊：那您看过中国电影吗？

　　文德斯：我家里有一个电影收藏库，收藏了不少中国电影，我也看过一些。

　　人物周刊：有哪些给您留下印象的？

　　文德斯：《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花样年华》——总的来讲，都是中国的经典电影，是在中国而不是在好莱坞制作出来的，观看这些电影，是帮助世界接近中国、了解中国的一种方式。

　　我知道，中国的电影制作方式和好莱坞不同，大部分电影是通过国家资助的方式拍摄出来的，能达到这样的成就，很了不起，在美国电影之外，为世界电影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样式。

　　人物周刊：您还知道什么中国导演吗？

　　文德斯：(很费力地拼读出王家卫的中文名字)今年在戛纳电影节当评委会主席的那位。

　　人物周刊：新一代的电影人呢？

　　文德斯：年轻导演都不认识，这也是必须要去中国的一个理由(微笑)。 知道巩俐，她主演的《漂亮妈妈》，我是12年前在柏林看的，她在影片中扮演一个残疾孩子的母亲，不错，我还推荐给了其他朋友看。去香港时，我还特意去拜访了巩俐，曾有愿望想和她合作拍一部电影。(随手翻阅本刊一本刊有央视足球主持人张斌访谈的杂志)这个人是谁？好像在哪里见过！

　　人物周刊：一个中国知名足球电视节目主持人。

　　文德斯：也许是——非常中国特色的面孔(迟疑着摇头，微笑)。

　　人物周刊：您对中国电影有良好的评价，那您了解中国电影的实际生存状况吗？

　　文德斯：在过去一二十年里，中国电影人在包括戛纳、柏林等在内的国际电影节里赢得了荣誉，他们通过摄影机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一面。我也认识一些中国同事，比如陈凯歌。当然，我看的电影都是在欧洲、西方放映的，对真实的中国电影状态并不了解。

　　人物周刊：中国的电影业发展并不好，产量低，质量也参差不齐，除了极少数几部商业大片能在院线上映之外，大部分国产影片没人能看到，甚至根本没人会看。

　　文德斯：在德国也是这样。每年我们能拍出100多部电影，但大部分是小制作。(突然转换了话题)我的《世界末日》也在中国播映过，为了拍这部电影，我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取景，本来要去中国的，但最后没钱了，只能派我的摄影师和男主演去拍了几个镜头。

　　人物周刊：这次在柏林，我特意走访了电影院，看到上映的也都是《达芬奇密码》这样的好莱坞大片，几乎看不到德国电影。您怎么看？

　　文德斯：现在比过去已经好了很多，德国电影的上映率达到了20%，而在1980年代，这个比例只有2%。已经有1/4的观众愿意看德国电影。

　　人物周刊：德国电影人采取了什么好办法吗?

　　文德斯：一方面是因为有很多电影奖项，可以鼓励发掘新人；此外是广告、资金方面的赞助增多，没有这些，德国是不会出现这么多新导演的。当然，德国导演也在努力拍出更符合德国人口味的电影。

　　在我1970年代刚开始拍时，观众几乎不相信还有德国电影。我和赫尔措格他们能一起拍电影，是因为在国外获得了肯定，这才能够继续拍下去。

　　在巴黎看了1500部电影

　　人物周刊：您早年学医学和哲学，是怎样的变化促使您转向电影的？

　　文德斯：这不是一个突然的转变，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我从小喜欢画画，读书时去了巴黎学绘画。那时我是个穷学生，冬天宿舍里非常冷，简直呆不住人，我就去剧院看电影，1马克可以看5部，我每天都看5到8部电影，一共看了1500部。

　　我开始写影评，分析电影，然后发现自己也可以拍了。在我的电影中，我想你可以看出绘画的影响。

　　人物周刊：您被誉为公路电影的大师，在路上、流浪，是解读您作品的几个关键词，这种风格是怎么形成的？

　　文德斯：我从小在杜塞尔多夫长大，城市很小，二战结束时，整座城市的95%被战火摧毁，几乎就是一片废墟。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很小就产生一个愿望，就是要出去看看，看看另外的世界是怎样的。这个我孩童时期的愿望，伴随了我一生。

　　人物周刊：您的电影以塑造孤独的男性形象著称，甚至被称为“存在主义电影”，这是您对时代的观察吗？

　　文德斯：脱离社会、自我封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更多的人沉溺在电脑桌前。我表现孤独，其实有两个想法，一个是通过电影的角色塑造，帮助那些孤独的人敞开心灵，融入社会；另一方面，孤独并不是纯粹负面的，人在孤独状态下，往往更能反思自我，观照内心。

　　人物周刊：在没有见到您本人前，我以为您的电影是您个人心绪甚至是您的个人经历的写照，今天见到您，却觉得您是一个温情的、有亲切感的人，这是真实的您吗？您是怎么把电影创作和人生区分开的？

　　文德斯：我拍摄过很多反映孤独和寂寞的电影，在创作过程中，我完全体验到了那种精神状态，因此自己可以掌握好分寸，反而达到了自由状态。

　　人物周刊：您是指通过拍电影，您完成了自我治疗的过程？

　　文德斯：很正确。这也是电影院的作用之一：从别人的经历中学习人生。

　　人物周刊：您的电影中也经常出现孩子的形象。

　　文德斯：是这样。让我们都保持童心，保留好奇心，对这个世界永远充满新鲜感，用我们的眼睛去发现这个世界。很多有意思的事往往被成年人忽略了。

　　人物周刊：您想过拍摄以女性为主题的电影吗？

　　文德斯：《请别打扰》就是这样一部电影，有3个女主角，她们是影片的推动力，而男主角成了次要角色。

　　人物周刊：作为中国人，我们很关心两德合并之后前东德地区的发展状况，前几年有德国导演拍了部《再见，列宁》获得了国际奖项，您对前东德有观察吗？

　　文德斯：1992年我在德国拍了部电影《咫尺天涯》，主题就是两德统一后的社会景观，可是被德国观众拒绝了，几乎没人看。于是我去了美国12年，直到2004年才回来。

　　人物周刊：这部电影为什么引不起反响？

　　文德斯：也许是因为触碰到了现实的沉重。人们往往会回避严肃，当时人们什么都想看，就是不想通过镜子来观察自己。

　　现在我正酝酿一部电影，在图林根州(记者注：属于前东德地区)拍摄，也是反映东德状况的，我希望能比《咫尺天涯》有所创新。

　　我不想在美国获得“成功”

　　人物周刊：您对美国的态度转化是个很有趣的话题。您喜欢西部片和摇滚乐，受美国文化影响很深，曾说“从小梦想成为一个美国人”，有人评论您是“最有美国文化情结的欧洲导演”，后来您还到美国拍片，生活，但您这些年对美国文化却颇有批评。是这样吗？您也许知道，在中国，如何看待美国也是个很有争议的话题。

　　文德斯：我在前几年拍摄的电影《land of plenty》(记者注：是在美国拍摄的)，正好表达了我对美国现状的感慨。这部电影展示了美国的一些贫穷之地，但真正的贫穷是精神的贫乏。

　　美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民众和媒体完全不了解他们以外的世界。他们不够有好奇心，我了解只有1/10的美国人有旅行护照，也许是因为美国太大了，他们对出国旅游没兴趣。在中国不知怎样，在欧洲几乎每人都有旅行护照，他们愿意周游世界。这种不同的心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问题。

　　人物周刊：您说过，“我曾相信我能拍美国式的电影”，但“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误”，如果能时光倒流，您会怎么做呢？

　　文德斯：我是33岁去美国的。是科波拉(记者注：美国著名导演，作品有《教父》系列等)邀请的我。那时我非常单纯，对美国也很有好奇心，想在好莱坞拍一部美国式样的电影。但很可惜，我拍摄的不是之前我们约定好的电影。

　　在拍电影时，我习惯了随时更改场景和对话，根据现场灵感推动剧情进展，但在美国，电影已成为一种工业体系，拿到剧本后，就像签了合同，怎么写就怎么拍，电影成了流水线制造出来的产品。所以那部电影(《哈默特》)拍了5年。

　　从此我再没跟大制作公司合作过。在电影工业体系里做一个雇佣导演，那种感觉是很奇怪的。我只想自由地表达自己，拍我想拍的作品。

　　人物周刊：百年世界电影史里有个有趣现象，有才华的外国导演很少能在美国获得成功，是他们适应能力不强吗？当然，英国导演或许是个例外。

　　文德斯 ：这要看“成功”的标准是什么。从我的角度，我并不想在美国获得“成功”，而是想拍电影，不是好莱坞式的，是自己想拍的电影。在美国，电影业竞争极为激烈，我拍《请别打扰》用了1000万元美金，在欧洲这已是顶级了，但在美国，这并不是大制作。

　　人物周刊：像您这样的艺术电影大导演，对拍摄大制作的商业电影没兴趣吗？您知道中国的著名导演比如张艺谋、陈凯歌，都在尝试商业大片的拍摄。

　　文德斯：其实电影所谓商业和艺术的界限，并不那么分明，一部好的娱乐电影也会含有艺术成分，《请别打扰》就是一部反映家庭情感故事的娱乐电影。

　　如果能做到既满足大众口味又有自己的艺术追求，这是一个电影导演最大的成功。《德克萨斯的巴黎》和《柏林苍穹下》是做得好的例子，不仅在艺术上进行了探索，自己很满意，也吸引了那么多的电影观众。我希望下一部电影还能拍成这样，当然，好电影不是能按计划拍出来的。

　　人物周刊：您经常以自己的方式向前辈电影人致敬，比如拍摄小津安二郎的纪录片，与安东尼奥尼合作拍摄《云上的日子》等，您为什么愿意隐藏自己，如此低调和谦逊？　

　　文德斯：对我来说，(安东尼奥尼)从来都是一位电影大师。不过即使是大师，也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他虽然不能说话了，但我们在合作拍摄时，他发出的仍然是大师的声音。

　　人物周刊：安东尼奥尼说过，“拍电影是我惟一的存在方式”，您呢？如果没拍电影，您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文德斯：(不出声地微笑)画家、作家或者医生。　

　　采访结束后，文德斯很礼貌地说他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