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员流动盘活改革全局
数百万农民工离开土地
1984年，中央发出通知，允许部分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实行了30年的限制城乡人口流动就业管理制度开始松动。此后，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镇转移，沿海城市接纳的农民工数量成倍增长。[详细]
千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同样是受南巡讲话的影响，1992年，大批中下层官员和知识分子投身工商界，包括如今的地产大王冯仑、潘石屹等。据统计，1992年，辞官下海者12万人，不辞官却投身商海的人超过1000万人。[详细]
人才流动冲破分配桎梏
人才流动，全局盘活。改革开放以市场为导向，改革逐步冲破了人才流动中的城乡、区域、部门、行业、身份和所有制这六大限制，推动了人才市场与其他要素市场相互贯通，这是伟大的历史功绩，也是中国近10年经济、社会高速稳定发展的主要基础。[详细]
恢复高考、打工潮、炒股……每一次社会转型的推进，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表现出波浪状的演进态势，每隔若干年就有一个改变，总体趋势也在与体制逐步拉开距离。然而，改革所开启的向上流动的命运之门，是否还会越开越大，或在一个阶段的阶层关系调整之后，再度趋于封闭？[详细]
在1978年前，中国人阶层身份的获得是先赋性的：工人、贫下中农、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或者其他，不同身份的人有着明显不同的社会地位。邓小平的南巡以及随即展开的政策取向调整，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向创造出难以尽数的财富，同时也终结了1980年代普遍受益的改革。经过短短10年左右的时间，原有的各阶层在社会中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详细]
互动调查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思想界开始“解冻”、各种思想如同涓涓细流从山岩中潺潺而出，最后各自汇集成潮，彼此激荡，蔚为大观。
在经济体制方面，从1978年秋到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理想及实践、短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各家学说相继登场；而在经过文革浩劫之后，人道主义的温馨色彩在一代人心中更是弥足珍贵。
30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种种有形和无形的沟通、对话、交流、碰撞中，国人逐步拓宽了视野，不断用新的思维完善着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并用新的认识改造这我们身边的世界。[详细]
从破除“两个凡是”的迷信开始，中国在30年的发展中经历了四次大争论：第一次思想交锋使得改革开放迅速铺开；在经历姓“资”还是姓“社”的疑惑之后，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当私营经济风生水起之时，对于我国所有制的担忧一度甚嚣尘上，混合所有制的观念在争论中定型，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得到肯定；而当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时，又有人开始质疑改革的对错，十七大为这次争论作出了回答：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确，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详细]
那是一个回忆起来有些苦涩的年代，商品皆需“凭票购买”，贫瘠的商品对应着种类繁多的票证。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成为捆在商品身上的枷锁，给那个时代留下鲜明烙印。
1993年，我国取消粮票制度，这堪称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经济体制的一次成功转身，终将各类票证送进了历史的橱窗。[详细]
改革开放前，我国基本上处在封闭半封闭状态。1978年，进出口总额只有200多亿美元，利用外资基本是空白。30年来，我国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大批企业走出国门，对外投资发展迅速。1979年至2007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7602亿美元，近年来利用外资一直居于世界前三位。 截至2007年底，商务部核准的境外合资投资已达1.2万余家，范围已经扩展到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外贸大国。[详细]
消失了的票证
1968年广东省粮票
1968年广东省内粮票较值钱...[详细]
30年来，新闻机构全国的报纸从253家发展到2202家，电视台从32家发展到369家，而其所持有的身份也发生改变，逐步从单纯的“喉舌”到拥有更广泛的涵义：1978年人民日报提出媒体要“事业单位，企业管理”；1993年，国务院提出把传媒产业、媒介经营作为第三产业；2003年，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一媒两制”认同了传媒的事业单位经营性质，明确媒体的责任。
在这转换过程中，新闻传播理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坚持主旋律的同时，也出现了注重以人为本的声音。很多问题都运用媒体的力量公之于世，引起高层的重视得以改善。媒体平民化倾向、商品属性、舆论功能更加明显。[详细]
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报道，随即被多家网站转载，在网络中引起强烈的关注。这种舆论,迅速转化为三位法学博士和五位法学家两次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行动。两个月后，此《办法》被国务院废止。孙志刚以他的生命换取了一个有关底层百姓的政府法规的终止。
5年后，据CNNIC最新发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详细]
传播介质从纸媒、广播、电视发展到网络，人们接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表达民意的方式也更加直接有效。2007年被中国传媒界视为短信力量的“释放年”，在这一年，一则群发短信激起厦门PX事件“千层浪”。
当中国改革步入深层次的攻坚阶段，短信的“超能量”也随之爆发，短信与博客、跟帖、网聊等，共同构成一股强大的“新媒体”力量。社会的角角落落都曝光在这所谓的“第五媒体”之下。部分社会学家认为，一种全新的民意表达路径已水到渠成。[详细]
2006年，时任发改委主任的马凯在《人民日报》撰文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的是认识不到位、措施不配套造成的；有的是经验不足、具体设计不周密造成的；有的是操作过程不规范造成的；还有的是发展和改革在一定阶段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总体上看，这些都不是改革方向出了问题。恰恰相反，这些问题在相当的程度上是改革不到位、措施不完善造成的，也只有依靠继续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才能够解决。[详细]
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不同社会群体收入差距却越拉越大。“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的出现，大部分应归咎于保障机制未健全。因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不够。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强调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意味着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改善了经济增长的环境，达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也有助于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让全民共享公共服务。[详细]
一年一度的“春运潮”，成为近十年来中国独特的节庆景观。汹涌的人潮后是人户分离的无奈。户籍改革走过10年，大城市的户籍壁垒依然森严甚至更加森严，暂住证、借读费……成为漂泊在大城市无根者头上的一重重阴霾。户籍改革事关公民的基本权利(选举权和迁徙权)，事关子孙后代的命运和安定，事关全社会的基本效率与公平，我们相信，包括大城市在内的全面户籍改革定是必然。[详细]
中国农村问题之复杂、农民生存状态之艰辛，由来已久。依靠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启动资金，但同时农村经济无形中受到削弱；大量农村青壮年涌入大中城市打工，促成了城市经济大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空心化”。因此，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当我们有能力考虑产业结构均衡发展之时，这种“反哺”便体现为一种“还本付息”。[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