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药带来的“新世界”

　　避孕药带来的“新世界”

　　避孕药的发明，甚至被当作可以和原子弹、晶体管、计算机等相提并论的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

　　★ 本刊记者/安然

　　上世纪50年代初，在美国生育控制运动的先驱者玛格丽特·桑格的倡导下，生物学家格雷戈里·平卡斯和美籍华人张明觉等人开始了口服避孕药的研制工作。1956年4月，口服避孕药开始临床试验。

　　至今50年间，不论其成分、药名和生产厂商有多少变化，在英文中它一直就被最通俗而简单的称作“药丸(the Pill)”， 这是因为赫胥黎在

　　阿尔道斯·赫胥黎，英国作家，1932年，在他最著名的小说《美丽新世界》里这样描写避孕药带来的复杂性：“它不仅是一个医学、化学和生理学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和教育问题。”然而有趣的是，在赫胥黎所处的时代，真正的避孕药还没有发明出来，他在作品中描写的不过是一个虚构的世界。

　　事实上，在避孕药发明之初，很少有人理解它对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影响，而避孕药被普遍接受的过程则经历了至少二三十年的时间。时至今日，这些小小的“药丸”不仅因宗教信仰等原因而不时受到诘难，而且科学界对它的安全性问题也是争议频仍。

　　以刚刚过去的2005年为例，在美国，是否允许紧急避孕药被作为非处方药出售的议题，在整个社会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就在2005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对避孕药致癌性的重申(见本刊2005年第31期的相关报道)，则再一次引起人们对它的普遍关注。

　　有数据表明，全球约有1.5亿妇女在使用口服避孕药，而中国2002年全国使用口服避孕药人数约460万，其使用率在已婚育龄人群中只占1.83%，这一数字低于全球发达地区(17.3 %) 和欠发达地区(5.9%)口服避孕药的使用率；较之1990年中国使用口服避孕药的人数也减少了一半左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生殖医学中心的吴熙瑞教授，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最早参加过中国避孕药研究开发的著名专家。吴熙瑞说，造成避孕药在中国使用率低的因素包括 人们对避孕药致癌的担忧过深；怀疑停药后生育能力能否恢复；以及担心药物会对后代的健康有影响。

　　吴认为，这些想法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人们对避孕药还存在着误解和偏见。

　　对于避孕药的安全性问题，吴熙瑞介绍说，国内外权威的生殖医学学术机构对避孕药致癌的顾虑在消减，而避孕药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则比较受重视。因而，心血管疾病患者和高危人群应当慎用避孕药，并需要进行医疗咨询。此外，对肝胆疾病、糖尿病患者，以及吸烟者和肥胖人群是否适宜采用避孕药，也需进行相应的评估。“从总体上看，避孕药利多弊少，只要能够加强对避孕药使用的医疗指导，做到因人而异，口服避孕药目前仍是相对安全的避孕方法。”吴说。

　　尽管如此，科学家们还是更多地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避孕药的作用。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苏珊娜·乔诺德博士甚至把避孕药的发明和原子弹、晶体管、计算机等人类20世纪的科学成就相提并论。

　　50年来，由雌激素和孕激素组成的复方口服避孕药，其成分和配方不断改进、激素含量逐渐降低，这些进步使口服避孕药的避孕效果得到提高；不良反应逐渐减少、程度减轻，事实上，在正确使用的前提下，女用复方短效避孕药的效果不逊于绝育手术和宫内节育器等避孕方法。

　　长期的实践还证明，口服避孕药除了能高效避孕外，对女性的身体还有一系列其他的有益作用，包括：能够减少良性乳腺肿瘤的发生；减少卵巢癌、子宫内膜癌发病率；防治月经异常和痛经；减少缺铁性贫血的发生，以及保持骨密度等等。

　　82岁的吴熙瑞还指出，“避孕药同时具有社会变革的意义，自从它诞生以来，女权主义团体都主张妇女使用避孕药。”

　　对此，有社会学家评价说，由于避孕药的出现，使得女性可以自主决定是否生育，这种情况所带来的结果是：一方面，摆脱了生儿育女的拖累之后，女性能够有机会在职业生涯中与男性展开公平的竞争；另一方面，避孕药使非意愿性怀孕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也使得现代女性能够更加充分和自由地享受性的快乐。

　　从这些意义上看，避孕药也许从面世之初，就并非仅仅被看成一种药物 美国Searle公司(第一家将避孕药商品化的公司)当年就把挣脱束缚的希腊女神的画像，作为世界上第一个避孕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