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北大时代

　　蔡元培的北大时代

　　北大因蔡元培，从此确立其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中国伟大的教育家

　　★ 本刊记者/黄艾禾

　　1916年9月1日，身在法国游学的蔡元培，收到中国驻法使馆转来的电报。电报是时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的范源濂发来的：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由此，蔡元培最辉煌的时期到来，并且因为他对大学教育体系的创立，被浓墨重彩地载入中国教育史。

　　北大曾经的腐败

　　这个范源濂，在1912年，当蔡元培就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时，曾聘他出任教育部次长。因为范源濂并不属于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因此蔡的邀请在国民党内引起一些反对之声，但蔡元培坚持己见，说：“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

　　不想，四年以后，两人的位置刚好倒了过来，这回是任教育部长的范源濂来邀请蔡元培了。

　　以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开始计，当时北京大学建校仅仅18年。京师大学堂，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硕果仅存的产物，成立初衷是痛感国家实力孱弱，力图引进新学来振兴国势。但是，1916年时的北大，虽然已经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其作为“皇家大学”的官僚气与衙门气依然浓厚。在教员中，有不少是北洋政府的官僚，这些教师即使不学无术，也受到学生巴结，以便日后自己当官仕途方便。陶希圣先生对那时的北大曾有这样的回忆： “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文科那边有一个学生坐自用人力车(洋车)来上课……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两院是国会的参众两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

　　北大的这种腐败名声，蔡元培早有所闻，朋友们也劝他不要去，担心他“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然而蔡内心里已经下定决心。在1919年，他曾这样说道：“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实际上，“教育救国”的理念，是蔡元培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坚信不移的信念。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大上任。据当时正在北大上学的顾颉刚的回忆，到任那天，校工们在门口恭恭敬敬排队向他行礼，蔡元培“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实际上，蔡元培从来也没有把北大校长一职看作是一官职，他不做官，也要求学生们不做官。他对学生们说，“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造就北大一代辉煌

　　蔡元培1月4日到北大上任，1月11日就呈请教育部聘任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当时的北大，被重新分为文、理、法三科，下面再分系；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

　　蔡元培与陈独秀，个性完全不同。陈独秀锋芒逼人，而蔡元培却外圆内方，连疾言厉色都很少见。但是蔡元培看中陈独秀的，是他的新锐和毅力。蔡是在翻阅了十余本《新青年》后决意聘他的，一旦下定决心，就一趟趟“亲顾茅庐”。他去陈的住处拜访陈时，因陈习惯晚睡晚起，他就耐心地坐在门口的一只小板凳上，等待着年龄小他一轮的陈独秀醒来。

　　然而起初陈独秀并不领情。因为他正在专心办杂志，而杂志是在上海办。但蔡的诚意和胸怀最终说服了陈独秀，使他决定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有了后来以北京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在蔡元培引进了陈独秀后，陈又引进了胡适进北大当教师。而胡适当时不过是个连博士学位还没拿到的毛头小伙——后来，胡适在他的纪念文章里曾提到，如果没有蔡元培，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

　　陈独秀与胡适，是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著名八字方针下的两段佳话。蔡决心以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埋下的心愿。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实行教授治校，也是蔡元培在国外留学期间感悟到的。在蔡任北大校长期间建立起教授会、评议会，各科学长由教授会公举等举措，都是对德国大学管理方法的仿效。据时任北大教授的沈尹默的回忆，当时的评议会，由全体教授推举，约五人中选一人。凡校中章程规律(如开放女禁，给予女生同等入学权利)，都要经评议会同意。

　　“五四运动”与蔡元培的进退

　　讲到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就必然讲到“五四运动”。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孕育了丰厚的文化背景，而“五四运动”本身，也直接与蔡元培相关。

　　1919年5月3日，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得知中国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亲自赶赴蔡元培家将密电内情告知。当晚，蔡即召集学生代表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向他们通报消息。学生们得知消息群情激愤，原定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游行，遂提前至5月4日举行。

　　在游行队伍从红楼出发之前，蔡元培曾在出口处挡了一下。他表示大家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要求。但在激愤之下，学生们不肯。

　　当天晚上，在火烧赵家楼后，有32名学生被警察逮捕，其中有20名是北大学生。

　　5月4日当晚，北大学生群集在三院大礼堂商讨对策。蔡元培对学生们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话一出，全场欢声雷动。蔡又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我保证在三天之内，把被捕同学营救回来。”

　　蔡元培的营救方式，是去当时执政的段琪瑞所敬重的一位前辈家中说情。那位老先生表示这事情难度太大。于是，蔡元培从晚上9点一直坐到12点也不肯走，直到人家表示愿意一试。

　　在社会的强大舆论压力下，被捕学生于5月7日被保释出狱。而蔡元培却在5月8日向政府提出辞呈。第二天，就悄然去了天津，后来回了浙江老家。

　　蔡元培的一生中，曾辞过几十次职。他自认是一学者，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官，他也绝不会以辞职要挟谁，他只是感到深深的“自伤”。

　　但这一次的辞职，产生的社会震荡远超出蔡元培所想。从北大到北京学界，“挽(留)蔡”竟成了难以平息的学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为表示与蔡元培同进退，北京市各中专以上的校长，也全部提出辞呈。在这种压力之下，蔡元培终于于7月答应回校复职。

　　蔡元培后来曾说：自己“居北京大学校长之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1923年之后的蔡元培，人或在海外，或在国内办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等，已不再管理北大校务，但是，北大却从此确立其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伟大的教育家。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袁伟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这样评价蔡元培：他曾经做官做到国民党的中常委，但他不是政治家，在政治上他曾被人利用；在学术上，他曾有过伦理学等方面的论述，但远远比不上他在教育事业上的成就：他将北大办成了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

　　美国电视分级：把节目交市场控制

　　分级制度，使得电视人在制作上可以放开手脚

　　★ 文/戴婧婷

　　1996年12月，美国电视中出现了15秒的节目分级提示。次年1月，这套由美国国家广播协会、美国有线电视广播协会和美国电影协会共同制定的电视分级制正式推行。除了新闻、广告、纪录片和体育节目之外，每隔一小时屏幕的左上角就会出现正在播放节目的级别。从2005年开始每次插播广告结束后也会出现这个提示。

　　80年代之前美国电视禁忌极多，随着电视的发展这些禁忌成为很大的束缚，分级制度应运而生，使得电视人在制作上可以放开手脚，把控制的包袱丢给了播放环节。

　　这套制度以是否适宜儿童观看为标准，性、粗口和暴力内容是评判的主要内容。分为Y(适合所有儿童)、Y7(适合7岁以上儿童)、G(基本适合各年龄段)、PG(儿童需要家长指导观看)、14(14岁以下儿童需要家长指导)、MA(只适合17岁以上成人)六个级别。1997年2月在NBC播放的《辛德勒的名单》是第一个MA级别节目。但是与美国电影分级不同的是，并没有一个专门机构对电视节目划分级别，这个工作由节目制作公司和电视台自觉完成，是一种市场自律，因为一旦违背了这种自律招来观众投诉就会流失广告客户。

　　2000年开始，对电视节目内容实行过滤的“V芯片”被要求加入所有电视机中，父母根据孩子年龄设定V芯片过滤的级别，一旦他们不在家孩子打开电视，V芯片会自动屏蔽限制级别的节目。

　　这样一套制度也并非万无一失，那些直播节目时不时都会出点意外，最臭名昭著的一幕就是2003年在超级碗的珍妮·杰克逊露胸事件，堪称美国电视史上最大丑闻。

　　“其实美国电视实行分级除了社会责任感之外，另一方面就是电视人自己为了获得更宽松的创作空间。”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苗棣向记者介绍。

　　中国的电视分级制曾经在2004年被热烈讨论，随后即偃旗息鼓、至今并没有确切消息，苗棣认为以目前中国对电视持比较谨慎的控制态度，实行分级制还很遥远。★

　　“鸡尾酒”苦等抗艾援军

　　“鸡尾酒疗法”改变了艾滋病的性质定义，遗憾的是，它问世10年，却依然仅有10%的病人能够享受它带来的好处

　　★ 本刊记者/方玄昌

　　1996年12月30日，时年44岁的何大一因为发明“鸡尾酒疗法”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同年12月，美国《科学》杂志把“鸡尾酒疗法”评为当年最有影响的十大科研突破之首。

　　“在‘鸡尾酒疗法’出现之前，艾滋病是一种致死性传染病；而有了‘鸡尾酒疗法’之后，艾滋病变成了可以治疗。现在我们称它为慢性传染病——‘鸡尾酒疗法’改变了艾滋病的性质定义。”北京地坛

　　然而，何大一自己曾经说过一句话：“面对数千万感染者，‘鸡尾酒’的成就显得微不足道。”

　　首先一个问题是，这种疗法的成本依然比较贵。在“鸡尾酒疗法”产生之初，一个病人一年接受治疗的花费，约人民币8万～12万元。这在欧美发达国家不算什么，但艾滋病患者更多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巴西率先开始仿制这种药物，从而引发了一场有关

　　“鸡尾酒疗法”还存在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它疗效的局限。一方面，它不能杀死100%的艾滋病毒，病人需要接受长期甚至终身治疗，而长期治疗导致相当一部分病人产生耐药作用；另一方面，它对部分病人有着比较严重甚至致命的毒副作用。

　　正因为这样，针对病毒不同的作用位点，各种新药正在研制过程中。何大一曾经说过，要战胜艾滋病，“最终还是需要研制出疫苗”。从这一点来说，“鸡尾酒疗法”的历史使命，就是为艾滋病疫苗的成功研制争取足够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