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决定所有改革的成败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决定所有改革的成败

　　邓小平“党政分开”的言论发表后，当时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振”，而改革徘徊不前的阴翳也随之一扫而空

　　★ 本刊记者/孙展

　　在1986年6月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会议的主题是听取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的工作汇报。一向思维开阔的邓小平在听取完报告后，突然话锋一转，将话题引向了政治体制改革。

　　那时候的他已经是82岁的老人，但保持着足够的洞察力和敏锐度。据200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年谱》中记载，当时，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接着，他谈到了为什么会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关于端正党风和纠正不正之风的工作划分问题，其实是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而党和政府关系的基本原则就在于“党政分开”。“党要善于领导。”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明确的谈到“党政分开”这个词语。20年之后看去，这番言论显然不是一次即兴发挥。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邓小平在各个不同场合，长时段大密度地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以及“党政分开”的重要性，这其中还包括多次会见外宾的场合。

　　邓小平在谈话中阐述，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而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二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三是精简机构；四是提高效率。

　　“这都是有备而来，有感而发。” 曾就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做过深入研究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告诉本刊。

　　王贵秀提到，邓小平对“党政分开”最初的思考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而文革的影响则使邓小平对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人的苏式领导模式有了切肤之痛。邓小平在1986年9月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时谈到，“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

　　早在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报告中就明确提到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但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邓小平的精力都放在了国家领导人的年轻化上，并相应健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退休制度。

　　随着1984年经济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一些束缚城市经济改革的弊端也逐步暴露出来。特别是在企业改革方面，过去那种党委领导一切、决定一切的体制严重阻碍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惟在企业改革，在其他领域的权力下放、机构精简、政法体制等等方面的改革中，无不涉及到重新调整党政关系的问题。而在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原有的人民公社体制被打破，一种全新的带有村民自治性质的村民委员会制度开始形成，这些都在催促着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能够有更大的突破。

　　“邓小平在那个时候敏锐的观察到这一点，并公开把它提了出来。”王贵秀说。王贵秀形容当时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振”，形成了人人倡言改革，勇于改革的局面，而改革徘徊不前的阴翳也随之一扫而空。

　　王贵秀回忆说，根据邓小平关于十三大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并有一个蓝图的提议，1986年9月中旬，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组建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员包括了不少当时政治局的常委和委员。从11月底到12月初，还就此专门成立了党政分开、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权力下放与机构改革、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原则等七个专题小组。

　　而在中共中央党校，也成立了中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组，并对应设立了七个专题组，“之所以在党校还要成立类似的研讨机构，就是中央希望能够尽可能提出更多的方案，多听到不同的意见。” 王贵秀说。

　　曾经担任中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的王贵秀，至今对当时领导集体表现出的民主作风记忆犹新。当时，七个专题组每组至少汇集了上百名学者，同时还专门邀请了不少驻外大使进行座谈，请他们将所驻国家的政治体制以及运作状况提出报告，以供研讨小组参考。而这些研讨成果最后很多都写入到十三大报告当中。

　　如今翻开十三大报告，在报告中的政治体制改革部分的第一节就是“党政分开”。在论述了党政分开的原则和做法后，报告说“从党政不分到党政分开，是我们党的领导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党政分开才能使党组织较好地行使监督职能，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全党同志都应该自觉地、积极地、高高兴兴地投入这场改革，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每当回忆起这些，王贵秀都难以平静，“这背后凝聚了邓小平等人的心血，20年过去了，但老一辈政治家的胆量和勇气还是令人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