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有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年均100万的增长速度，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文化等需求日益凸显，养老问题日趋严峻。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布将于2012年下半年启动有关退休年龄延迟相关系列政策的前期研究工作，表示“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已是一种必然趋势”。关于延迟退休的争论深深触动了公众的神经，当前的养老制度是否可持续的问题引发了人们广泛热议。
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政府福利机构，社会养老机构是我国目前主要的养老方式，但是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养老压力将不再是个体及政府能够完全承担的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姚远教授分析，长远来说，民营资本进入养老机构是大势所趋。
早在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就转发了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的通知》，2005年民政部又下发了《关于支持社会力量 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在规划、建设、税费减免、医疗、用地、用水、用电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个人等社会力量投资兴办养老机构。但是目前，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困境。
“居家养老”是目前最主要的养老方式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数据，北京市60岁以上户籍老人达235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18.7%，到2020年老龄化率将达18%—20%。居家养老，是绝大多数老人的首选；依托社区养老，能让老人在熟悉的环境中安度余生。
王士良曾任北京汽南社区居委会主任，以前他在居委会时，见社区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就想办一家敬老院，但居委会没有法人资质，于是他成立了汽南社区建设协会，以协会的名义在小区内成立了汽南社区无围墙敬老院（后改为月坛街道敬老院）。敬老院面积并不大，划分了清晰的住宿、餐饮、活动等功能区，也有会客的地方。身着白大褂的护理人员忙碌穿梭其间，空气中弥漫着极淡的苏打水和消毒液的味道，有点像医院。
“这里收治的老人大都是失能失智的高龄老人，不能正常表达自己的意愿，啊啊喊两声也算是沟通，也有老人不高兴就动手打骂， 但我们的原则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李爽今年22岁，去年刚从天津农学院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现在是月坛街道敬老院的一名社工。和护理员不同，她的工作更侧重“心理建设”。李爽每天工作的内容包括和老人打招呼、聊天、给老人设计活动。在这些常规工作之外，她还要给一些情况特殊的老人做“个案跟踪”。
记者调查的30多个社区里，有敬老院的，只有西城区汽南社区。王士良感叹，如果北京每5个社区能有一个社区敬老院，那老人们的生活绝不是现在这样。更多的老人寄望于社区的老人日间看护室（社区托老所），他们觉得，日间看护室即使没有敬老院服务那么完备，至少还能算是半专业的。事实上，日间看护室，远没有老人们想象的那般。记者走访十余社区，发现各小区内的“日间看护室”或者空置，或者被辟作他用。不少老人抱怨，“就是个摆设”。
全国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张学忠就指出，目前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超过2000万，失能、半失能老人达3300多万，对社会照料的需求日益增大。在各种各样的养老方式中，“居家养老”以成本较低、覆盖面广、服务方式灵活等诸多优点，成为目前最主要的养老方式。
“居家养老”是指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以解决日常生活困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居家养老和养老院相比，有属于自己的空间，能享受天伦之乐，隐私性较好，可以充分利用原有的家庭资源，以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居家养老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熟悉的环境能帮助他们保持原来的生活习惯，亲朋好友、熟人也能使老年人精神愉悦。
但居家养老的缺点也显而易见。随着独居老人的增多，安全如何保证成了一大难题。空巢老人一旦身体有恙或发生意外没有及时发现，很容易耽误救治。在花销方面，居家养老整体成本较低，但如果老人平日生活需要照顾，护理成本很可能累积成“天文数字”。因此“居家养老”较适合于眷恋老环境和老邻居、生活能自理、有住房和一定经济来源，最好有老伴或者家里有其他亲人陪伴的老人。
民办养老机构像“没娘的孩子”嗷嗷待哺
大部分老年人需要的是家庭，6月26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甚至明确提出“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的条款。然而，还有许多的老年人仍要依靠养老机构。
最新数据显示，北京401家养老机构中，有186家民办养老院，占46.4%。
大兴泰富春老年公寓是北京第一家拥有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民办养老院，是崔艳玲和家人开办的。如今，这家养老院可能要被迫搬家了。尽管，土地租赁合同2029年才到期。搬家的原因，恰恰也是因为规划。
1998年，大兴区还叫大兴县的时候，崔艳玲随婆婆一起筹备这座养老院。崔艳玲的婆婆原在民政系统工作，曾兼任公办养老院院长，她将那所公办院做成了全国模范养老院。婆婆赋闲在家后，家人劝她再干点啥，她就认准了养老院。
建养老院，用地是根本，为了让养老院有个合法的身份，她们办下了用地规划许可证，这是有30多年的民政经验的婆婆才能想到的。
大羊坊南村，12亩地，其实是个池塘，四周堆满垃圾，是泰福春老年公寓的前身。1999年1月，婆婆和大羊坊南村签订用地协议，第一年租金4万元，此后每年递增5%。
婆婆将家里的车子房子全部抵押出去，又找人拆借，筹来150万元启动资金。娘俩跑登记、盯施工、搞建设，1999年7月1日，老年公寓开张。
14年后，曾经少不更事的崔艳玲已进不惑之年。她早已接下婆婆的事业，成为泰福春的管理者。去年，她琢磨着盖一排新房——由于地面塌陷，当年的房子已成危房。
向亦庄的规划部门提出改造申请时，当值人员说，“没让你们走就不错了，还想盖新房子，想什么呢！”崔艳玲如遭冷水泼头。她向大兴区规划部门查证，得到的答复是，“新的规划中，泰福春所在地是一片公共绿地。”崔艳玲手里的《土地规划使用证书》将要成为废纸，“大规划”规划掉了“小规划”。
北京市规划委大兴分局规划科的工作人员说，农村土地是由村集体所有，村委会具有规划土地作何用途的权利。该人员同意一种说法：养老院所用土地并不是专项土地，只是租用村集体土地使用。
有人告诉她，今年年底前，泰福春就得被拆除。30年的土地租赁合同，本想大展拳脚，危机却提前17年降临。
位于宣武区的颐寿轩敬老院算得上是民办养老机构里的“老字号”。据该院院长介绍，颐寿轩敬老院起初是由煤炭企业投资建成，虽凭企业一己之力将敬老院发展为三家连锁，但设施条件却无太大改观，多年的亏损也尚未扭转。
对此，有专业人士归因为缺少政府补贴。“国家为公办养老机构确定了事业编制和财政经费额度，民办养老机构却像‘没娘的孩子’，嗷嗷待哺。中国养老体制的‘二元制’严重束缚了市场活力。”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闫青春直言指出养老业的“痛处”。
由此可见，政府基于公办养老机构单方面的投入与“改良”，远不能带来中国养老局面的“革新”，反而人为加剧了养老市场的不公。
在闫青春看来，从公办养老院的收支难题和市场竞争力薄弱，到民办养老机构的生存困境，正是政府全力包办的模式才导致了此番市场乱象。
在国外，公办养老机构一般面向最需要养老保障的底层人群，民办养老机构则面向高端市场，而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基于此，闫青春建议，中国应区分不同的养老责任，把现有的公办养老机构变成有针对性的保障性福利机构，解决“三无”老人、贫困老人等弱势人群的养老需要，并为一部分养老服务埋单。
2011年，北京启动社会办养老机构建设资金支持项目，共下拨建设支持资金3115.6万元，这些钱只流向了6家社会办养老机构——只有它们符合资助条件。最新数据显示，北京401家养老机构中，有186家属社会兴办。这意味着，只有3%的民办养老院获得这些资金的支持。
全国老龄委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失能半失能老人达3300万，其中完全失能的老年人达到1100万人。我国90%以上的民办养老机构，是靠收取入住老人的服务费维持日常运营。
“这里面存在巨大的矛盾.”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阎青春表示，数量庞大的失能老人亟需专业的护理服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公立养老机构做不到，也不愿意做。如果民营养老机构没有健康的发展环境，势必引发大量的社会问题。
民办养老院必备条件
申办组织具备法人资格；申办个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符合养老服务机构的设置规划。
有符合规定的固定场所和设施；其中床位不得少于30张，收养的老年人的人均居住面积不得少于5平方米。
有与其规模和服务相适应的资金。
相关资料：香港的养老模式
“香港有基本的长者福利政策，比如老人的小区照顾、院舍照顾、家居照顾、长者屋、看病每年有500元医疗券，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可以领取老人金(公共福利金)，以及强积金、公积金、综援等等，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这些并非完全由政府承担，也包括你的供职企业、雇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魏雁滨表示，香港地区的养老福利政策相对健全，只是保障水平较低，其多元文化造就了政府、第三方机构、企业、家庭、个人相结合的多元化社会保障体系，包含养老保险、社会救助、养老服务等方面内容，“以促进社会福利机制合作为主，整合社会福利资源，有效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居家养老、日托中心及机构养老是香港养老的几种模式，其中机构养老还根据院舍种类划分为疗养院、护养院、护理安老院、安老院、老人宿舍等，针对不同情况的老人照护程度也不尽相同。香港养老服务体制最大的特点莫过于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化，政府处主导地位，民间机构承担90%的养老服务，调动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社会福利事业。民间福利机构有其自身的优势特点，政府亦通过宏观调控大力扶持其发展，为社会提供更完善的养老服务。资料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摄影：新京报尹亚飞/C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