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更关心与事件有关的人

　　更关心与事件有关的人

　　撰稿／沈嘉禄(记者)

　　文化记者应该有一种沉潜观察、独立分析的品质，还应该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和感情积累。

　　送别巴老

　　过去的2005年，文化新闻依然让我们感慨，让我们炫目，还让我们感到自己特别没文化——这才是文化新闻预期的新闻效果。

　　这一年，我们失去了巴老，这是一场早就有预测的地震，但是它还是让人流泪了。在送别巴老的那天，我和同事胡展奋在龙华殡仪馆，被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行的人们挤得摇摇晃晃。巴老终于睡安稳了，玫瑰铺泻在他的身上。一个时代结束了。

　　在好几次巴老病危的消息传来时，我就想着写一篇报道，关于巴老的，后来找到了为他拍照的老一辈摄影记者祁鸣，他跟我讲了许多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有民族良心的老作家在十年动乱后进行灵魂拷问式深刻反思的勇气和坚强人格。这篇报道去年在本刊上发了。今年《中国作家》报告文学版创刊，约我写一篇关于巴老的稿件，我就修改一下给了他们，算是再一次对巴老的怀念。

　　可是，我们在现场看到了种种恶心的表演，有的作家企图拿巴老反复说事，其实是往自己身上贴金，抬高自己。有的人甚至冒充巴老的弟弟，在送行的大厅外举着巴老的照片合影，使送行队伍拥塞。有的人跪在送行的路边……这是巴老愿意看到的吗？

　　巴老的去世意味着什么？对他个人而言，是一种解脱，对闹哄哄的中国作家群而言，倒了一面大旗，对我们这个民族而言，如何分析反思悲剧产生的原因，才是最最重要的课题。因为我知道，在巴老晚年的几本书里，也不是随心所欲发表他的观点的。

　　历史是容易被抹去的。中国人又有健忘的习惯。所以纪念巴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还陈逸飞真实形象

　　春暖花开的季节，陈逸飞倒在了自己的理想边上。我在那天下午赶到泰康路，这条路上的田子坊见证了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以及他倡导的大美术观念的实践行动和多元发展。弄堂里有他的三个工作室，此刻却都关着门。

　　我找到这条街上的负责人吴梅森，一起将陈逸飞的彩色像挂在墙上，并点燃了59支蜡烛，为一个59岁的生命送行。

　　我和陈逸飞曾经在那里聊过天，吃过饭，听他谈打造创意产生街的思路，为他的时装表演队捧过场。他是一个很儒雅的上海男人，对年轻人奖掖有加，那个矗立在浦东的城市雕塑《日晷》，就是在他的指导下由北京来的艺术家仲松完成的。在我采访陈逸飞时，他却将所有的创意都加在那位刚出道不久的年轻人头上。在那里，我还看到了他创作的《东方少女》，后来这件雕塑就送到了巴黎。

　　在采访时，我知道不便打扰他的家人，于是采访了他的朋友，获得了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更重要的是，我想还原他的真实。其次，我不回避艺术圈里大家对他的争议，甚至是刻薄的话语。我通过好几位艺术家的采访将这些观点集中起来，关键是写出他在商业运作方面对上海艺术市场的贡献。文章出来后，有不少网站和报刊转载，艺术圈内的人也表示充分肯定。围绕陈逸飞的争议，其实也是上海人心头的结。

　　现在，陈逸飞的家人有了预料之中的纠纷，这不是我关心的事，这些事交给报纸去做吧。我关心的是，现在他走了，不知道还会有谁继续他的事业。至少在短暂的时间内，会让人感到有个空白在那里。上海的艺术家批判陈逸飞是很起劲的，但谁也替代不了他。

　　当代艺术的尴尬现状

　　这一年，我报道了一起有趣的“文化事件”。2004年底，在上海双年展进入“收官”阶段，一个中年男性观众对参展艺术家邱世华的油画以喷漆的方式表示了他的“看法”，造成作品受污损。保安将肇事者押送公安局，在进行教育后准许保释。接下来就涉及受污损的作品如何赔偿的问题了。上海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请来的三位专家所作的估价却让人大跌眼镜，一个报出5000元，一个报出100元，最后一个认为原本不值几个钱，喷了漆后反而价格上升。而出借此件作品的香港汉雅轩画廊提出的赔偿价是40万港元。如此落差的价格，说明了什么？是香港方面有意讹诈吗？这就是引起我关注的原因。

　　国门打开后，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中国，特别是在艺术领域，以一种强势表现出它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念。西方国家还用它们制定的游戏规则来判断发展中国家的艺术品，这对艺术家是一种致命的诱惑。在一体化的叫嚣中，文化的多元性也无法保持。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警惕。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对外文化交流上，中国要对国际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当代艺术担当的使命可能比传统艺术更沉重，但也更容易找到共同话题。我们只有在共同的平台上争取到更多的发言权，慢慢地将音量调高，才能将中国的民族精神“贩卖”出去，不然人家不理你，你奈何不得别人。传统艺术还在很多的情况下，并没有让西方国家看到最最本质、最最精彩的一面。艺术家和政府官员都是有责任的。

　　我还了解到，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没有一个专家是来自当代艺术领域的，也就是说，当代艺术家在商业价值的认定上还没有发言权。

　　半个月前，肇事者如释重负地给了我一个电话，公安机关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和国情，并考虑到他本人的赔偿能力，对他进行了轻微的经济处罚：200元。

　　这是象征性的处罚，体现了公安机关人性化操作的精神，这让我感动。有关方面认为，《新民周刊》的这篇报道“影响”了公安的处理决定。

　　秦风在寻找什么

　　最后，我还要稍稍透露一下，我曾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采访过史学家秦风，有两篇报道涉及他对历史照片的追寻。后来得知，他还在做一件让人感动的事：寻找被杀害的中共地下党人在台湾的坟墓。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朱谌之等被迅速杀害。半个世纪后，他们在大陆的后人很想知道先人埋在哪里。秦风受人之托开始艰难的寻访，但在找到线索后，对方——比如朱谌之在台湾的继女陈莲芳却迟迟不敢承认。而在秦风以老照片举办了一个题为“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展览，将中共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人员被处决的史实告诉台湾民众时，当时的台北市长特地来观展，表明公开承认过去的错误，给予家属赔偿，并追求民族内部的和解与团结时，从场外却传来了台独分子的叫嚣。这说明在两岸民间交往中，虽然渡尽劫波，但还难以相逢一笑泯恩仇，长期来笼罩在海峡两岸的阴影远没有彻底驱散。

　　文化报道只有与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才会有深度，才会有催人泪下的力量。

　　她当晚就取来了所有“泔脚衣”周转的“四联单”，有签字、有日期、有货号，非常完整地标出了“泔脚衣”的走向。

　　我知道这些证据的可贵性，当即请来电视台的朋友用摄像机把平铺桌上的几百叠“四联单”全部收入镜头，特写和全景。

　　取到这些证据我们还嫌不足，争取在“销售终端”再取得突破，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了“苏珊”以前的业务下手——在“巴黎春天”奥诗裳专柜销售泔脚衣的几位小姐，她们的顾虑就更重了，虽然离开了“奥诗裳”，但毕竟还在邻近的服装行业内工作，最后，我们“明录”“暗录”兼施，总算完整地取得了她们见证并经手“泔脚衣”的证词，我们的“证据链”也至此总算首尾相衔。

　　直到此时，我们才发动“总攻”，和对方主管人员接触。由于“攻其不备”，没等对方“公关成功”，9月23日的新民周刊就以封面主打推出了《淮海路“泔脚衣”真相》，文章发表激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网上热评如潮，时任卢湾区区长的张载养和卢湾区政协主席翁蕴珍都公开表示支持本刊对淮海路著名商业街的“新闻监督”；国内著名品牌和危机管理专家、上海卓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庞亚辉撰文《奥诗裳泔脚衣事件从五方面进行危机管理分析》，将此案收入他的MBA个案研究。

　　9月底，“奥诗裳”亚洲地区总监朱俊豪主动寻找新民周刊、新闻午报、上海日报等媒体“沟通”，承认了“部分外借服装确有重新进入销售渠道”的事实，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在我国，通常所说的“舆论监督”与本来意义上的舆论监督有一定差别，它指的实际上是“传媒监督”，因为大众传播媒介通常被视为“舆论界”。传媒监督的对象主要是权力机关以及强势利益集团，其意见表达的方式是对它们现有的缺点给以批评性的报道。“舆论监督”成了“传媒监督”，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二者实质上是存在差别的：舆论监督是自然存在的公众集合意见造成的某种效果，而传媒监督就不能不带有媒体自身的主观意图，以及媒体背后政治、经济因素对其的控制。大众传媒在理论上应代表舆论，但是否真正代表舆论，需要接受人民的检验。

　　“深度调查”，每次的开始都很沉重，但每次回望，都觉得妙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