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我不做“职业”记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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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28日12:48 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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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做“职业”记者 撰稿／张 静(记者) 我更欣赏记者们“去职业化”的选择。暂时忘记自己是个记者，仅凭一个普通人的良知。
记得前段时间接受央视某纪实栏目采访，他们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是何时走上医疗‘揭黑’之路的？”我望着办公桌上一排经管书籍发呆：事实上，我是做经济报道的。 有次向业界一位名角约稿，对方语带挑衅：“你们自己写稿吗？” 本人不才，但我社声威事大，于是正色以告：《地下炒汇》正是拙作。 对方态度有180度逆转。 做“专业”稿，虽时常为“如何将枯燥的财经报道做得让群众喜闻乐见”而上下求索、辗转反侧，心情依旧愉悦，因为自己从来就是一个财经记者。如今对医疗领域的“揭黑”报道却是欲罢不能。 哈尔滨“550万天价医药费”事件，被称为“国内最昂贵医疗案”。一位市民住院67天花了550万元，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说这跟“拿刀抢人”没有区别。然而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收费账单显示，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医院给患者输入各种液体1吨多。” 媒体过多地用这个细节来论证医生“开大处方”现象，但并未意识到滥用大输液以及由此导致的水中毒或药物中毒的严重性。在正规大医院因“非法”治疗造成的医源性、药源性死亡，不是比医药费问题更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 岂独哈医大二院有之。 今年10月份，我调查一位84岁老人临终抢救的案子，发现这位老人病历上显示，她进医院时就已经处于“无尿”状态，根据治疗学要求，这时应严格控制输液量。但医院3天中总共给她输液1.9万余毫升，合计19公斤，几乎占到体重的一半。老太太一张原本瘦骨嶙峋的脸，经过这种“注水”式的大输液，已经肿胀得面目全非。 《谁制造了“激素男孩”》是年中另一组较有影响力的调查。谁也不敢相信，治足癣差点要了人命！一位花季少年，不但被连续25天使用了大剂量糖皮质激素激素，更被一次超剂量强效激素击垮，命悬一线。此后他虽然侥幸捡回了性命，却再也离不开药物，因为脂肪肝、胆结石、柯兴氏综合征、免疫力严重低下、生长发育受到抑制、股骨头坏死这些病痛，将纠缠他的一生。 至今不能忘记小男孩那双眼睛。从前透着聪明机灵，如今目光呆滞。我给朋友、采访对象还有一些质疑者看过这“两双”眼睛的对比照片，很多人看了之后都不说话了。 导致这出人间悲剧的原因是什么？采访中，多位药学专家向记者强调：“真菌感染不能使用激素，这对医生来说，是最基本的常识。”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对“天价医药费”的处理过程中，纪委、公安、卫生乃至发改委都先后出现在公众视野，唯独最关键的药监与物价两大部门始终未曾出动，也未曾被媒体所关注。一位具有多年打假经验的老医生告诉我，她曾与药监部门一位“不打不相识”的官员通电话，特地谈起“药监为何不作为”，对方听罢长叹一声：“也只有你能看出问题！” 大量更值得重视的问题并未引起社会甚至监管部门的关注；即使拥有了确凿的证据，患者依旧打不赢医疗官司；反思医改为什么失败的论文连篇累牍，却往往抓不到痛处。 由于缺乏足够的医学和法律知识，医疗领域“黑幕”特有的隐秘性，以及对质监局、卫生局、药监局下设的药品司、器械司等主管部门具体职能划分的无从了解，从患者到媒体、专家往往面临着被“糊弄”的局面。 我经常被“糊弄”，但所幸已经不太容易被糊弄，这导致我整整一年都背着思想包袱。想做一个专注的财经记者，不看、不听、不过问医疗领域里的是非，却又每每在发现问题之后如骨鲠在喉。 做“揭黑”记者没有不遇到危险的。吃官司、被扣留、遭打击报复，这些对每一位“揭黑”记者来说应该是他们的生活常态。对于我而言，更多的痛苦来自于压抑与无力。 然而快乐也是难以言表的。这种快乐并非听到同行祝贺：“你出名了！”也非接到本刊律师的电话：“对方一看到我们提供的证据就撤诉了！” 上个星期，我收到一位患者之子的来信，让我一直到现在都像“祥林嫂”一样逢人便有倾诉的欲望。 那是我做的一篇《山东人体核试验调查》，曾经被新浪列为“热门新闻评论”。山东省某三甲医院没有放射治疗科目，医生也没有经过放射治疗医师注册，没有放射工作人员上岗证。但该医生却不经确诊，谎称患者患有晚期癌症，而将没有经过国家注册标准的三类医疗器械放射粒子(全称——核素碘125密封微型放射源)，不经患者知情同意在属于放射治疗禁区的十二指肠上进行了人体植入试验。患者在受尽8个多月的巨大惨痛折磨后死于非命。 患者之子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 “百姓遭遇侵权伤害，无不寄托于执法者以神圣的法律为弱势的受害者撑起一片充满阳光的天空。然而，某些执法部门和人员，却把保护伞罩在了违法者的头上。山东省卫生厅个别人就是如此，公然出具了内容虚假的鲁卫复字200416号文件，把没有放射治疗专业科目而非法开展放射治疗、且属于试验的行为说成是‘不属于超科目行医’。我愤然将山东省卫生厅告上法庭。今年11月25日，法庭终于再次开庭，最终判被告败诉。”随信，他附上了法院的判决书。 央视记者结束采访时还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是一个记者，但是你做的一些事情已经超出了工作需要，为什么还要去做。” 我想她指的可能是我东跑西颠，真正做成报道的不及十一，还将一些已经调查完的“半成品”“贡献”给兄弟媒体了。 奇怪得很，唯有在医疗“揭黑”领域，少有职业化的“勾心斗角”，考虑得更多的是这个报道谁来做更合适，谁来做更能引起重视。我曾将爆料拱手让人，可是山东一家晚报的记者风格更高，他能将自己精心采访、写好的整篇报道署上另外一家媒体记者的名字，只为了这篇报道能够见报。 今年记者节，网易特地做了一个专题报道，大意是感慨不知我国何时才有真正的职业化记者。 “必须好好地干活才能保住这个饭碗，什么东西容易生产就生产什么，为挣工分而奋斗。”记者这个行业真的要如此功利？ 如此，我更欣赏这个领域里的记者们“去职业化”的选择。暂时忘记自己是个记者，仅凭一个普通人的良知。-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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