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中心和边缘的落差

　　中心和边缘的落差

　　撰稿／汪 伟(记者)

　　城市的高楼在成长，地铁在延伸，报章和杂志在摊头挂成越来越大的斑斓的一片，然而，它的“伟大的批评家和观察者”在哪里呢？

　　一

　　12月初，张平宜女士从大营盘到上海来，约我见面。我赶到酒店时，她似有歉意地坐到床上，说：

　　昨天朋友请我们做脚底按摩，可能太过疲劳，今天早上简直爬不起来。

　　她的面色的确十分倦怠。眼眶发青，皮肤粗糙。上海的天气并不太冷，她却穿着一件臃肿的羽绒服。

　　“衣服是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朋友捐给大营盘的孩子们的。”她看到我在看她的衣服，兴致勃勃地翻动衣领，“山上已经下雪了，我没有带衣服，就把这件衣服穿到上海来了。”

　　她似乎永远是疲劳又兴致勃勃的样子。“来，坐好”，她说，“我给你讲学校的故事，绝对比你想象的要来得精彩。”

　　2004年底，我偶然得知她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资助麻风村里的学校，就向她了解学校的情况。她打来电话，约我春节后和她一起去一趟麻风村。

　　“你来看看吧”，她直截了当地说，“不来看看，你怎么会知道呢？”

　　她也是记者出身。曾经长期报道

　　对一部分新闻人来说，新闻的价值或许在于记录历史，但对另一些新闻人来说，他们追求的却是改变现状。她一开始想要记录台湾最后的麻风病人的生存状态，最后却辞掉工作，成立了一个专门为麻风病人服务的组织：希望之翼。台湾的麻风病人已经所剩无多，她又在大凉山里找到了大营盘。

　　大营盘坐落在山腰上，面对着宽敞的河谷。从一条盘山道路向上，可以看见河谷一路的村庄错落有致。然而，我觉得自己到了另一个国度。

　　实际上，这个河谷边的村庄，和上海，和台湾，的的确确属于同一个时空。

　　我第一次感觉到，对一个记者而言，“来”并且“看”是多么重要。而对一个远处的人来说，来了，看了，还要留下来做一点事情，多么困难。

　　“这些孩子未来的命运会怎样？”到上海来筹款的时候，她又讲了许多大家从来没有听过的故事，然后卖了个关子，“让我们慢慢看吧。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写一本书。”

　　她的确很有耐心。

　　这个村子被隔离了将近半个世纪。她也不得不有耐心。

　　二

　　隔离会带来隔离的惯性，遗忘则会造成更深的遗忘。

　　我居住的小区里，一些独居的老人家中都养着猫。我常常装着不经意的样子，偷窥这些老人的生活。他们步履蹒跚，一天中的大多数时候都陷坐在沙发里。猫半张半闭着眼，蹲在他们旁边。有时候，这些猫听到我的脚步，就跳到老式的防盗铁门口，张望一眼。我想，也许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些老人并没有喂养着猫，恰恰相反，是这些猫在喂养着这些老人。

　　所有接受采访的养老院都异常小心。养老院是这样一种机构，它和如此多的人息息相关，然而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了解其中的生活。养老机构则愿意保持一种刻意的低调。就像一家规模相当大的养老院院长所言，养老院里难免会有老人摔伤的情况。照顾的人手永远处在欠缺状态。老人却总愿意走动。低调是养老院保护自己的策略，这一点上，养老院、老人和他们的子女们采取了共同立场。在沉默中，我们身边一些人静静消耗他们的余生却不为人所知。社会结构的边缘与中心永远是变动和相对的。我所惊讶的是，这种转变如此理所当然，不为人所注意。其中一些成员的生活质量因为这个结构的某种失衡受到损失，却几乎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这里的“任何人”，其实是一个所谓话语权力的结构。

　　包括另一个封面故事《NO一代》的采访中，我吃惊于这个物质发达的城市中有诸多研究机构和个人，竟然没有一份像样的研究，能够深透地剖析那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我想起社会学上伟大的芝加哥学派。当年老师们在课堂上谆谆教诲，一个伟大的城市也会培养出它的伟大的批评家和观察者。现今，这个城市的高楼在成长，地铁在延伸，报章和杂志在摊头挂成越来越大的斑斓的一片，然而，它的“伟大的批评家和观察者”在哪里呢？

　　10月14日的封面故事《城市养老调查》成稿，我几乎不愿多看这组稿件，朋友也说，读来心里郁郁不欢。稿件中养老院中的生活是一抹灰色，我无法得知，是我目睹的事实就是如此，还是因为自己太年轻的缘故。

　　老年化和青少年问题是所有物质发达的城市所共有的。属于时代的生老病死。唯独因为它是大城市的，这种生老病死的权力结构才会如此触目。欧美主流的周刊媒体上，老年化和青少年问题都是屡见不鲜的封面选题，而且几乎每一年都常有常新。我始终认为，操作这样的选题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行业标准。在这个标准的尺度下，我们的工作高下立判，没有含糊其词的余地。

　　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能自外于这个标准。

　　三

　　2月18日封面故事《二号线生存》出刊的时候，我正在老家过春节。《二号线开往新城》这篇稿子，是在回家的路上完成的。

　　春运期间繁忙的地面交通，车窗外低垂的阴云，以及次第而过的村庄和城市——都在提醒我，自己正在飞速远离上海这座城市，在一个比二号线地铁大得多的时空里行进——不是在上海的腹地，而是中国的腹地行进。只是大脑背离了身体的方向。它仍然停留在上海。停留在那似乎熟悉又似乎陌生，又亲切又冷漠，又新鲜又倦怠的建筑、街道和交通线中。

　　这种写作的经验十分特异，我感到一种失去界定的时空的错愕。沿着长江，车往中部行进，二号线的速度、秩序、清洁的城市景观愈加褪色。移民在返乡，身体的记忆和经验迅速复苏，这种身体的经验背离了我在大脑中紧张结构的文字，两者落差巨大，格格不入。

　　这个广袤的国家，同时又是异常拥挤的国家，因为职业的原因，我前所未有地接触到了生活在我周围的人们。当我生活其间的时候，他们似乎显示出某种毫不例外的群体性格；当我尝试理解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变得异常陌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刚刚开始的记者生涯中目睹中国的一切，都如同那次漫长的写作带给我的感受：身心分裂，落差巨大，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