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病毒不会就此消失

　　病毒不会就此消失

　　撰稿／黄 祺(记者)

　　一年工作收获的，是解开一个问题的同时，又发现更多的问题。

　　病人还是记者

　　我涉足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似乎是命运的安排。

　　进入新闻行业时，正逢SARS爆发。2003年的春季，中国卫生部刚刚开始公布SARS感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在每日报告数字变化最大的几天里，我感冒了。

　　这是最不“适合”感冒的时间，更何况，我的症状之一是咳嗽。在电梯里，我尽量控制着发痒的喉咙，实在憋不住咳出来，总要准备好迎接周围人警惕的眼光。

　　医院是那时被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很多病人都在医院中感染，但我不得不去医院，我必须用医生的诊断书消除周围人对我的恐惧。

　　到门诊，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人们的警觉提高了一百倍，排队时，每个人都尽量离前后的人远一点，似乎任何人都有可能携带SARS病毒。我自然被直接分到发热门诊，完整地经历了排除非典病人的程序。

　　等待胸片结果时，我站在医院大楼门前想，要是真的被隔离，我最需要的是手机充电器和足够的手机话费，我还想，我可以在病房里给周刊写稿子，这才是真正一线报道。暗自琢磨时，我的嘴角一定有一丝不为人觉察的得意笑容，也许是被自己感动了吧。

　　但是，我没能“英勇”地为周刊做一线采访，我的胸片显示我得的仅仅是感冒。回到周刊，领导听说我去了最“危险”的地方，要我写亲历报道，于是，在长达数月的有关非典的报道中，唯一的一篇亲历报道出笼了，后来有读者告诉我，这是最为生动的一篇。

　　我对传染病疫情的认识，就是从这样感性的经历开始的，恐惧、死亡、隔离、医院感染……当一种新的疾病威胁到每一个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时，它自然具备了新闻的一切要素，成为公众瞩目的最重要的新闻。

　　疾病和疾病的背后

　　记者的社会责任感，来自对周遭人和事的切身体会，这些体会来自听到的、看到的鲜活故事，更来自采访中每一次感同身受的交流。

　　SARS爆发高峰时，我采访了第二军医大学一位赴小汤山医生的爱人，她即将分娩，讲到爱人时，那种忧心忡忡又倍感骄傲的眼神让我百感交集。

　　SARS平息后，我报道了钟南山在广州组织的一次学术会议，会议上，科学家们对疫情将反复表示担忧，果然，几个月以后，实验室泄漏产生了新的SARS病人。

　　一位科学家在会上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病理解剖中，他们发现SARS病毒可以损害神经系统，这为一些病人曾精神恍惚甚至试图自杀找到了可能的原因。科学家还断言治疗非典病人时激素的过量使用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各地相继报道的非典治愈后患股骨头坏死的病人，证实了科学研究的结果。

　　随着了解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问题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为什么一场传染病，会让我们草木皆兵？为什么疾病袭来，城市仓皇失措？为什么医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对待传染病还是要使用原始的隔离措施？

　　传染病本来是久远地存在于自然界的现象，但因为人的城市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密集地居住在城市中，我们越来越依赖于城市里人造的设施——供水管道、排污管道、公共交通工具……这些设施把我们紧密联系，也让传染病的危险成倍膨胀。

　　SARS不是终点，传染病的出现无法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再发生传染病事件，依旧会考验一个国家直至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应急系统。作为媒体，必须时刻保持对传染病的警惕。

　　盯住禽流感

　　2004年禽流感疫情在中国境内“停歇”以后，病毒却并没有就此消失。2005年的夏天，在中国还没有出现新的禽流感疫情以前，我与《南方周末》的一位科学记者聊天，谈到禽流感，我们很肯定地预料到，不需要太长的时间，禽流感将成为又一次威胁公众健康的重大事件。

　　夏天以后，候鸟和家禽中，果然开始出现疫情。非典刚刚过去2年，禽流感再次让中国和全世界的公共卫生系统紧张起来，《新民周刊》也用两期封面报道，表达了我们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关注。

　　考虑到候鸟极有可能成为病毒的传播工具，将病毒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很多专家都在忧虑：禽流感的全球流行是否已在眼前？越来越多的人感染事件是否最终会演变成一场世界瘟疫？

　　我们首要的任务是用尽可能多的事实、尽可能丰富的科学知识、尽可能权威的专家解读，帮助读者分析禽流感当下的衍变形式，探讨这次传染病可能的发展方向。

　　“全球流行征兆已现？”在这一组报道中，开篇提出疑问，带领读者探索一场流行病全球爆发的可能性。

　　传染事件的频频发生，已经明确地表明了禽流感的危险，问题是，在这样的危险面前，我们能做什么。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1月底，我们再次以封面报道的形式跟踪报道了禽流感发展的最新进展。最早被发现的湘潭病人兄妹究竟经历了什么？安徽已经死亡的病人周毛娅究竟在哪里感染了禽流感？人感染禽流感出现后，防控措施应该改变吗？药物、疫苗究竟能起怎样的作用？一系列的报道，目的是让读者对禽流感发展的总体形式有一个了解，我们希望，读者和我们知道的一样多。

　　我们的作用

　　11月底的一天，记者走进

　　顾江教授用科学家谨慎又坦诚的态度回答了我的问题：对第一例禽流感感染者的病例解剖和分析正在进行中，要想知道最终的结果，可能还需要耐心等待。我提到，

　　顾江教授显然对我说的消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敏感，我摊开当天的报纸，翻到载有卫生部消息的一版，他迅速地看过，然后扭头打电话。

　　“是的，安徽的病例正在我们这里做病理解剖，我们希望能够做最新的这个病人。”“SARS期间我们这里做了18例病理解剖，我们的教授水平是最好的。”“病理解剖非常重要，对今后制定治疗的方案都有好处。”顾江教授打了几个电话，都是在向卫生部门争取对安徽新病例的解剖分析机会，我不敢打断他，因为这样的机会不仅对一个科研人员意义重大，对于每一个普通人，也意义非凡。

　　我的采访就此结束，顾江教授要立即撰写一份报告，向卫生部申请对新的感染死亡病人做病理解剖，我知道，他当下的工作，比我的采访要重要得多。

　　一直以来专家学者都是我的采访对象，他们为我答疑解惑，给我们的问题给出权威的解释。但是，新闻报道也为专家学者们迅速地传递着信息，让他们在第一时间获得必要的资讯。一位心理学专家就曾对我说，他们的很多研究案例，就是从新闻报道中搜寻到的。

　　后来我得知，在顾江老师打电话以前，新的禽流感病人的尸体已经火化了，我提供的信息没有给教授的工作带来帮助，但这并不能动摇我的信心：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体因为报道而成为了参与者。

　　多做一点

　　我是个对物质世界比较悲观的人，总觉得我们生活的地球环境，包括人依靠科学技术能够触及的空间环境，正在持续地变坏。也许正是这种悲观的态度，让我对环境、公共卫生问题保持着关注和热情，因为在我的悲观态度中，还藏着一点希望——人们可以通过努力，减缓“越来越坏”的速度，媒体有责任褒扬已经做到的努力，也有责任批评视而不见和听之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