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比表象复杂　比复杂单纯

　　比表象复杂　比复杂单纯

　　撰稿／李宗陶(记者)

　　不管职业生涯处于高峰低谷还是平平淡淡，始终保有一种“呼吸大自然新鲜空气”的能力，多么好。

　　这一年，我没有写多少稿件。但那些写过的人和事，还在。

　　第一件几乎影响了我一整年的采访事件是对马骅的追索。其实我要写的，是接马骅班的上海去的8名志愿者，其中医务工作者占了7名。我执拗地猜想，马骅是他们的暗示，肉麻一点说，是他们心中的一盏灯，宛如《蝴蝶梦》中的吕贝卡。

　　我去了云南，上到4200米雪线的时候，该有的高原反应都有了。藏族司机农布扎西好心，一路不停讲一点也不荤的荤段子，后来他甚至唱歌了，想让受罪的我分点神。大家停车吃饭的时候，我靠在副驾驶座上吸氧。有同行者回上海后批评我：“给三个人吸的氧，都叫你一个人吸光了。”

　　那是冬天，手脚冰冰凉。我记得路过一个小饭店，农布扎西不见了，一会儿他抱了一个灌了热水的玻璃瓶回来，水只是温热，上面还漂着几朵油花。它触到我冰凉的手指，让我温暖。

　　所到每一处，都有当年那个

　　他并不是那一拨诗人里最出色的。但在云南支教时所作的《雪山短歌》组诗被公认是他最优秀的作品，让那些当年跟他一道趿着2块钱的所谓NIKE拖鞋在大家沙龙里晃进晃出的同道们，深深地，深深地怀念他。直到今天。

　　记得回来后，曾经无意中讲起，如果不是高原反应，我愿意留在那里，当一名随便什么课的老师。这不是矫情，相信有一天，会如愿的。

　　有人已经先走一步了。前不久听说，那批志愿者中的张念医生(原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分院外科医生)在一年志愿期期满后，彻底留在那里了。他跟妻子说，要么你来，要么那什么。妻于是随他去了迪庆。那批医生中，我跟张念谈得比较深。他说，他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喜欢那个地方：也许是不用再随着气场跟人谈论房子、车子和位子，也许是没事的时候可以跟当地朋友开辆吉普车去大草原上踢球，也许是人与人之间比较“开心”，也许是从小饭馆厕所出来的时候，会有陌生人拍拍肩膀：″谢谢你，我老婆那个刀开得真好。″跟马骅一样，他喜欢的，就是这些简单的东西。

　　2005年春节之前，我去了河南上蔡。那组报道《这个春节有点暖》，几乎是自己两年多来15篇关于艾滋病报道的最高水平，我至今喜欢。因为它没有火气，没想讨伐谁，没用大词语，却揭示了表象后面的复杂性。

　　事实上，我从没有把自己定位于一个“艾滋病记者”。我关注的东西很多，我相信，如果写摇滚，我也能写得比较像样。但这个主题一直缠着我，是因为有限的所见所闻和阅读让我感知到它的重要性。

　　当我觉得在这块公共健康领域里的知识不够用，而国内目前又没有特别专业的机构能让我吸氧时，我决定申请国外的奖学金。

　　等待面试电话的那些夜晚，手心总在出汗，那些认得的英文单词都飞起来了，然后我就不认得它们了。我通过了。到美国之后，项目主任告诉我，我是从60多个国际申请者中挑出来的。

　　在美国的日子，完全是很个人的体验。是新奇、海绵吸水和各种原因引发的泪水的打包。在最无助的日子里，我总想着，会有个奇迹，在街的拐角处等我。

　　我的英文，远没有我期望的那么好。开始听那些专业课时，想S的心都有了。但我熬过来了。最后一晚同学聚餐告别时，我能用最简短的语言跟大家幽默来幽默去，这让人有点得意。感谢我的美国同学们，教会我那些俚语。

　　如果哪里失火了，或者飞机掉下来，头100个冲到现场的记者里，一定没有我。我跑不大快的，我不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速度型记者。所以，我试着从其他方向突破。

　　我的信息源几乎都是坐在家里等来的，那些采访过的对象似乎都很乐意再向我提供消息。我猜，可能是在工作交往中他们感受到我的认真，然后，觉得交出来的作品还不坏。

　　我没有什么谋划的天分，只是在采访过程中用心体会，然后，似乎，会被一种力量牵着找到一种最适合的表达方式：包括结构和语感。有些东西，是不能硬来的，否则，端出来的饭菜，姓“僵”。

　　每次跟高手对话，我都有点绝望：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书，我还没有看过啊；要看到哪一天，才是个尽头啊。但事实上，看书的过程，无比愉快，它甚至取代了写完一篇自鸣得意的稿件后的愉悦。

　　一直记得小学三年级时的第一篇作文，我用了条从《少年文艺》上抄来的“好句子”：我们呼吸着大自然的新鲜空气。老师在这句下面划的波浪线那么浓重，以致于我再也忘不掉它了。老师是有远见的。不管兵荒马乱还是太平盛世，不管职业生涯处于高峰低谷还是平平淡淡，始终保有一种“呼吸大自然新鲜空气”的能力，多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