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军
庞大的人口数量、日趋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总体不高的人口素质、日益凸显的人口流动等人口问题，已困扰我国人口工作者和决策层多年，也是中央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点关注对象。究竟应如何认识我国的人口国情，并据此进行科学的社会管理，亟须做出理论上的梳理与回答。
通过梳理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管理变迁与人口各要素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人口要素可以分解为数量、年龄结构、性别结构、质量、迁移分布五个要素，分别对应的是古今中外曾遇到过的人口膨胀或人口萧条、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人口素质下降、大规模移民等社会问题。其中前两个要素具有较强的自变量性质，后三个要素则具有较强的因变量性质。
人口正是从这两个维度与社会管理紧密相连。而正是在这两方面要素的共同作用下，西方经历了从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到初步形成社会管理体系，再到福利国家，最后探寻现代社会管理新模式这一历史过程。与西方相比，我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目前的社会管理又存在着独特的问题。发达国家200多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人口问题在我国集中显现，令人口形势更加复杂。
从人口自变量性质来讲，首先，我国人口基数大、新增人口多，对资源环境承载力构成较大挑战。其次，年龄结构日趋老化，而且呈现出“未富先老”的局面。另一个问题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将从无限供给逐步转变为有限剩余，并逐步转变为相对短缺。
从人口因变量角度讲，首先，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导致婚姻生态失衡，衍生出性犯罪、拐卖妇女等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其次，人口质量因出生人口缺陷发生率高企、儿童早期发展滞后及教育发展不平衡等原因依然不高，使得劳动力的整体竞争力偏低。再次，流动人口数量庞大、问题复杂，对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资源的布局提出很大挑战。更由于户籍制度的二元分割，社会出现断裂，衍生出留守儿童、空心农村等社会现象。
面对上述因人口要素引发的社会问题，我国传统的“扬汤止沸”式的社会管理已难以有效应对。因此，促进我国人口问题的有效解决，既需要从“经济人”思维转向“社会人”思维，将先前站在“经济”立场上的社会管理转变为站在“社会”立场上的社会管理，也需要针对人口要素中自变要素和因变要素，区别加以应对。
第一，充分尊重人口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通过科学制定与及时调整社会政策，应对自变要素的人口问题。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的变化应遵循自然法则，社会管理作为一种外在干预力量，也必须基于自然法则发生作用。当前，亟须对我国的生育政策、人口计生行政、人口计生公共服务制度等做出相应调整，以使我国的人口生态逐步回归健康良好的状态。
第二，运用“社会人”思维看待和进行社会管理，通过追根溯源与对症下药，应对因变要素的人口问题。“经济人”视角将人视为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活动主体，讲究以最少付出获得最大回报。因此要明确社会管理的目的是防止片面强调人口的“经济”属性带给人的社会伤害，多一些优质服务，少一些物化利用和威权管制。要认清引发人口质量、性别结构、流动人口等相关问题的根源，编制利用人口发展指数，建立人口安全预警机制，适时调整计划生育、劳动就业、居住迁移、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政策制度。
第三，基于社会治理的普遍发展规律，让“社会”更多地参与人口服务管理。依照现代社会的管理模式，政府应当转移部分社会管理职能。而由第三部门来参与社会管理，也有着效率优势、灵活优势、道德优势等诸多好处。国际经验也早已表明，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凭借其灵活性、适应性、方便性和个性化的特点，在各国人口服务管理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要积极采取多元激励措施，发动社会力量参与人口社会管理，实现从“人口政府管理”到“人口社会管理”的迈进。▲(作者是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