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巍
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关系加速进入战略竞争的新阶段。之前60年，中美关系先后经历战略敌对、战略合作和战略模糊三阶段。所谓新型大国关系，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对这种战略竞争关系实施有效管控，以控制双方竞争的烈度，并在竞争中推动合作，防止双方关系滑入冲突和敌对的状态。
目前中美战略竞争更多地体现为国际制度竞争，这是大国“软竞争”的新形式。双方国际制度竞争率先在经济领域展开，具体表现为双方极力捍卫对自身有利的旧制度，推动缔造对自身有利的新制度。
二战以来国际制度体系主要由美国缔造，也是美国称霸全球的主要战略工具。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以IMF和美元体系为代表的既有国际金融制度的诸多不足，国际社会涌现了一股国际金融改革的强大思潮。但美国一直拖延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权调整，G20匹兹堡峰会所达成的改革协议至今未得到美国国会批准。美国极力抵制改革美元体系的提议。而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国对WTO不满，甚至甩掉WTO试图缔造新国际贸易游戏规则，先后发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和服务业贸易协议三大区域性的谈判。如果这些谈判顺利完成，相当于新建缩小版WTO。
中国也在经济领域展开了积极的国际制度攻势。中国倡议建立的三大区域性开发银行——金砖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冲击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的金融主导地位。中国积极参与清迈倡议多边化以在东亚建立危机救援机制，推动在金砖框架下建立外汇储备应急机制，它将有可能对IMF产生强大的竞争压力。在贸易领域，作为WTO的主要受益者，中国则极力捍卫WTO的权威与合法性。在区域层面通过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这三大谈判，来化解来自美国TPP的强大影响。
中美国际制度竞争本质上是双方国际动员能力的竞争，是对双方针对各自追随者提升价值吸引能力和利益供给能力的双重考验。相比于冷战期间美苏军事竞争让国际社会危机四伏，中美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制度竞争，如果保持在良性状态，能促使国际社会采取更有效的制度形式来实现全球和区域治理，从而带来更多的正面资产。▲(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