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面对一个新中国的诞生，诗人胡风以一句“时间开始了”表达自己的心声，而这一句话也以其高超的艺术手法被誉为“开国的绝唱”。时隔近三十年后，饱经沧桑的中国在1978年再一次开始了决定命运的抉择，对于无数人来说，12月18日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意味着“时间又开始了”！
1978年12月18日，注定将载入史册的伟大一天。那一天，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标志着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揭开序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始开辟，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中国也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址京西宾馆
1978年12月18日，即将迎来冬至的北京异常寒冷。
作为亲历者，于光远不仅晓得会议的重要性，更了解会议的来龙去脉。于光远回忆道，18日那天，他到京西宾馆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三中全会的参加者和列席者的名单，“实际出席三中全会的中委169人，占中委201人的84%”、“列席的有9人”。[详细]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讲话
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全会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以及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系列问题。[详细]
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称之为“新时期”。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进行的艰难的工作，称之为“新长征”。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是“毛泽东时代”；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是“邓小平时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
正因为这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了中共的历史转折点，中国的历史转折点。正因为这样，“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句话成了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详细]
1978年12月，“两个凡是”终于结束，中国迎来邓小平时代！在那一月，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错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时，中共的“第一提琴手”，名义上虽然还是华国锋，但实际上已经是邓小平。这中间的含义当然不仅仅关乎某个人的沉浮，事实上它等于是结束了整整一个时代。从此，七十四岁的邓小平终于可以开始自己的时代了。
中央工作会议
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会议历时36天，是启动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央关于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设想，以及农业、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务院务虚会的总结等问题。它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在分组讨论中，陈云率先提出，为实现党内的安定团结，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决定，解决一些“文化大革命”遗留的和历史遗留的问题，平反一批重大冤假错案。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与会同志的响应。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涉及党的领导人的一些已经查明的重大错案平反。[详细]
华国锋与毛泽东交谈
12月13日，华国锋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汪东兴也在这一天做了书面检讨。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全面，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于光远说，对华国锋的这个讲话，会议出席者基本上是满意的。他“承担了‘两个凡是’的责任。一个在党内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这时，中共的“第一提琴手”，名义上虽然还是华国锋，但实际上已经是邓小平。[详细]
邓小平与华国锋在休息室交谈
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邓小平文选》收入这篇讲话时作了这样一个注释：“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讲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详细]
在那一年，农村改革开始萌动，小岗村农民摁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手印；在那一年，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那一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在那一年，邓小平开启了他的时代；在那一年，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揭开序幕......中国能有日后令世界惊奇的经济增长，与那一年的多项决定密切相关。在那一年——1978年，时间又开始了！
家事
·谈恋爱
此前十年，年轻人公开的约会被视为是可耻和堕落，他们只能用谈工作为由进行地下活动，情书的开头一定要称呼某某同志，结尾也一定是革命的敬礼，但在这一年，爱情开始与阶级感情稍稍分开，恋人们手拉着手逛公园，轧马路。[详细]
·《望乡》
这部原名《山打根八号妓院》的日本电影对国人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反响程度竟达到了北京电视台转播市民代表座谈会实况的地步。有人说：还可以有色情场面更浓厚的镜头。[详细]
·喇叭裤
在街头出现寥寥几个外国人就必遭围观的年代，伟大的喇叭裤动摇了这个东方大国数十年的整齐划一和单调乏味。游唱歌手艾敬在她的《艳粉街》里记录了这一幕：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因此惹了祸。[详细]
虽然单调的灰色蓝色衣服仍然是标准的服装，但是妇女开始涌向百货商店，从有限的供应品种种选购衣料。在城市，新时兴的卷发和电烫发型(这些长期以来都被斥为资产阶级和西方的影响)，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 [详细]
78年风云人物
国事
农村改革的萌动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通讯。说的是安徽在省委书记万里的带领下，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生产队可以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而当天该报的第四版几乎整版是邓小平出访缅甸的照片。邓小平无疑读过这篇报道。此时，他正在四川与当时的省委负责人谈话，小平向这位负责人推荐了这篇文章。四川领导人心领神会，马上派人去安徽学习，仅仅两天后，四川省委仿效安徽颁布了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十二条”。[详细]
农村土地改革始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978年11月24日的冬夜，该村18人按下手印，搞起“包产到户”，一时惊天动地。
在煤油灯光中，高中文化的严宏昌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保证书”：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详细]
1978年3月18日－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作重要讲话，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党的一支依靠力量，要在我国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这次会议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详细]
天下事
1978年10月23日，日本前首相
福田赳夫欢迎邓小平到访
1978年7月，中断了两年多的中日缔约谈判在北京重新举行。经历多轮艰苦谈判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与日本外相园田直8月12日在北京正式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0月23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两国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
该条约是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史上又一里程碑。主要内容包括：双方应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详细]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