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十批判书

　　——学者建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策 划／《中国改革》编辑部

　　主执笔／《中国改革》记者 杨子云

　　采 写／《中国改革》记者 杨子云 杜 珂 蒋卫武 贾存斗

　　追寻“五四”，再造文明

　　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回望“五四”，已是隔了90年的光阴。

　　90年前的中国，用胡适的话说，处在一个“再造文明”的大时代中。在民主与科学的呐喊之外，各类人士共同的聚焦点便是教育。

　　1915年新文化运动以来，轰轰烈烈的“再造文明”在教育领域的硕果，便是1922年11月拟定的壬戌学制，这场自下而上，由教育家、民间知识分子和民间教育团体主导的教育改革，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影响最深的一次变革。

　　2009年1月7日到2月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向社会各界开展第一轮公开征求意见工作。《规划纲要》将决定未来12年中国教育的命运。此番征求意见，引起了网民和媒体广泛的关注、讨论和批评。批评的意见表现在诸多方面，有的认为教育部门组织规划纲要研究和制订用三年多时间，而留给公众的时间却不足一个月；有的质疑其组织方式，认为这是教育行政官僚全然主导的官僚化流程，《规划纲要》办公室设在教育部，办公室主任由教育部部长担任，办公室各小组则由教育部各司长担任，组织环节上缺少非官僚系统的专家学者的参与，担心此举又成了官僚们的一次游戏；有的质疑其决策程序，认为在决策程序设定环节上没有全国人大的提前参与和最后的表决，这是行政权力再次对人大立法权的侵犯；有的质疑征求意见的问题设定，认为看不出《规划纲要》的基本价值、原则和标准，看不到危机，认为这是一个价值定位缺失的高度技术化的纲要，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纲要，反映了技术官僚的保守、狭隘、封闭、小气。还有人将这种行政主导并征求社会意见的方式概括为“民主集中制”，所谓“民主”就是向社会征求意见，所谓“集中”就是教育部门的官僚说了算，难保实现真正意义的参与。

　　本刊提出追寻“五四”时期的传统，希望邀读者一道温故1922。1922年，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制定了上世纪的第五个教育改革案，即壬戌学制。此改革案由当时的民间组织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广泛汲萃民间建议，在多个方案中、经多番讨论后提出，由胡适、陶行知、黄炎培、蒋梦麟、蔡元培、陈独秀等著名教育家、学者、思想家主导。此改革案有七项指导思想：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 ，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这最后一条，尤为世人称道。与壬戌学制相比，本次《规划纲要》由上到下的改革路径，由行政官僚主导的现状，无不令人忧虑。

　　本期专题“教育改革十批判书”，汇集了十位专家学者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批评和建言，希望能引起更多的人，从一个切合本国传统的角度，来关注和推进中国教育的改革、开放和进步，为21世纪的“再造文明”作出努力。■

　　(本专题鸣谢信力建先生、曹保印先生以及丁东先生)

　　温故1922

　　1922年的新学制改革，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础。学制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从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1922是壬戌年，故又称“壬戌学制”。壬戌学制确立了七项目标。其中的重视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重视个性发展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等，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壬戌学制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学制改革的主导者是一批民间知识分子精英。他们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为舞台，凝聚成一个强力集团，上演了一出有声有色的中国现代教育改革的历史剧。

　　壬戌学制提出与制定过程，其程序之民主、组织之合理、研究之详备、态度之审慎、效果之切实，足以资今人借鉴。

　　壬戌学制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催生的果实。

　　教育家管教育的时代

　　《中国改革》：民国教育话题很大，我们今天先探讨一下民国教育跟当下教育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

　　王丽：第一，民国时期是教育家管教育。当时无论是大学，还是小学、中学，都有一大批称得上是教育家的校长在管理学校。如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等。其实很多中学校长都是教育家，比方说我最近两年在做研究的汇文中学，这是个教会中学，校长叫高凤山，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教育家。他在美国留过学，是美国西北大学文学硕士、波士顿大学教育哲学博士，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哈佛大学做过研究。还有北师大附中校长林砺儒，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就更不用说了。

　　并且我在研究中还发现， 他们一方面有着非常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到国外留过学，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吸收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教育思想；同时他们都信奉教育救国，而且一生身体力行。你想想，这样的人去办教育，能办不好吗？

　　第二，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不是单个的散兵游勇，他们多数凭借当时为数众多的民间教育团体。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那个时侯教育思想界十分活跃，涌现了平民教育、工读教育、职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多种进步教育思想，由此也出现了不少民间教育团体。比如，主导并制定壬戌学制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便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个民间教育团体。其他还有1 9 2 3年晏阳初组织成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还有“中国科学社”、“中华职业教育社” 、“ 中华教育改进社”等。这些团体十分活跃。他们一方面进行各种社会调查，汇集社会意见，使下情上达，最终影响政府决策；另一方面也办杂志办报纸办各种学校，开启民智。当政府法令颁布之后，他们又起到了监督实施的作用。总之，他们在政府和民众之间，相当于枢纽的作用。

　　第三，当时的教育部管得少。从学校种类来说， 当时有公立学校，有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还有大量的私塾。我现在所知道的一些文化老人中，许多人都上过私塾。如任继愈先生、庞朴先生、冯英子先生等。他们大多是五六岁左右先入私塾开蒙，然后再上新式小学。他们今天之所以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我想跟他们当初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尤其是他们开蒙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不无关系。而且当时办得最好的大多是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还有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当时检验一所学校办学质量的标准就是公众信誉，而不是某个教育行政部门的“评估”或“统考”，当然更没有全国统一的高考。

　　“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

　　《中国改革》：你刚才提到了1922年的壬戌学制，讲到它是自下而上、由民间的各个教育团体、由懂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家们推进的。那么，壬戌学制的指导原则和指导思想是怎么样的？

　　王丽： 用胡适的话说，“新学制(壬戌学制)的特别长处，在于它的弹性”，就是说不搞“一刀切”。在壬戌学制之前，中国已颁布过四次学制。壬戌学制在1915年以来新文化运动及1919年“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学制以七项标准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这七项标准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7条“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

　　这个弹性制是很需要的， 中国这么大，地区发展的差异如此悬殊，“一刀切”的政策势必会给各地教育带来危害。这样的例子今天比比皆是，比如停办中师，撤村并校等，初衷都非常好，可在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很多问题，这是政策制定者始料而不及的。

　　《中国改革》：追寻1922年壬戌学制的提出、起草以及整个议决过程时，会发现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新学制是由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草案、最终形成决议并通过的。

　　王丽：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相当于今天的“NGO”，下面有十四个省的分会，如江苏、浙江、广东、湖南等，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民间教育团体。1915年由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1925年解散。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全国性年会，一共开了11次。每次会议都对教育界重大问题提出大量议案，表达教育界的主张。1921年10月，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召开，以讨论学制改革为中心议题，其中有广东等11个省区的代表提出了11份学制改革议案。经会议讨论，议决以广东省提案为大会讨论蓝本，提出了新的学制系统草案。

　　那么，为什么以广东提案为蓝本？因为1920年第六届年会议决，各省联合会都必须分头起草一份学制改革草案，并在次年年会上提交会议讨论。广东省教育会为此组成了一个由71人组成的阵营庞大的学制系统研究会，是各省中最为重视的。1922年《新教育》杂志第4卷第2期有专文介绍其前后经过情形，题目就叫《广东省提出学制系统之经过及其成立》。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其程序之民主、组织之合理、研究之详备、态度之审慎、效果之切实，非常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因此，广东草案在11份草案中脱颖而出，被作为年会讨论蓝本。

　　《中国改革》：壬戌学制的制定，民间知识分子教育群体扮演了改革的主角，当时的教育部，在学制制定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

　　王丽：第七届广州年会后，各地教育界纷纷响应，开会讨论新学制，许多教育杂志还专辟了学制改革研究专号，出现举国上下讨论新学制的热潮。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迫于形势，1922年9月在北京召开“学制会议”，邀请教育专家和各省行政负责人对“新学制草案”进行审订、修改，最后出了一个“新学制会议议决案”，准备提交同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八届年会讨论通过的。不料在年会上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因为教育部官员大概一时也放不下架子，就打官腔，希望会议只“悉心讨论”教育部提交的这个“议决案”，不要讨论广州会议上通过的“学制系统草案”。这下惹恼了一些代表。会上，浙江代表许倬云(编者注：非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之许倬云)上台演说，把教育部痛骂了一顿，认为教育部那个议决案是换汤不换药，毫无革新意味。当时的山东督军田中玉和两位教育部官员坐在台上静听。事实上，后来教育部所做的，就是批准和认可这个新学制，并且将它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