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家明

　　越来越多的英国女青年在婚恋观家庭观方面，正在“反母辈而行之”，日益向祖母辈靠拢：早结婚早做妈。

　　最新调查表明，30岁以下的英国女子中，只有15%打算自称“女权主义者(传统意义上 的)”，比两年前又少了15%。今日青年女子确实面临着大量的选择，因为她们的妈妈们曾为自己的选择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子受到女权主义激进思潮影响，常常认为男人能干的她们也能干，因而往往显示出过分“职业主义”的倾向。八九十年代的女儿们则开始对此进行反思，对事业还是家庭优先有着新的考虑。

　　比如，克洛芙·黑格斯今年26岁，是位牛津大学的毕业生。早在25岁时，她便第一次怀孕了，并且毅然生下了腹中的孩子。她感到事业第一孩子第二这种想法挺别扭的，她说：“我看到一些女性朋友三十七八岁才生孩子，这时又要顾事业又要顾孩子，精力不济，真是艰难，而她们往往损害了后者。我在职业方面也是很有雄心壮志的，但我认为毫无疑问孩子应当优先，起码同等要紧。”

　　英国年轻女子向育儿传统妈妈角色回归的汹涌潮流，还可从《红帐篷》这本小说的出版现象中看出来。当2000年它刚出现在书市时，几乎很少有人问津，也引不起评论界的注意。然而，通过“口头广告”的宣传和女性书本俱乐部的推荐，目前它的销售总量已达到了170万册。这生动地显示了英国女子回归家庭，尤其关怀孩子的趋势方兴未艾，而且正在日益得到世界范围的响应。

　　26岁的安珀尔·特伦萨姆是牛津大学英国语言系毕业生。24岁时，她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诺亚，她的话颇有代表性：“现实确实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压力，促求我们工作优先经济独立。然而确实还存在着另一方面实际问题，那就是身体问题。分娩与育婴显然是对女性体力的特大考验。因此我认为，要我再迟十年生育是个可怕的念头，我不仅想生得好而且想育得好，我要亲自而不是托人带好孩子。”

　　过去选择早当妈妈的英国女子，往往要么是出自十分有钱人家，要么是来自劳动阶级。比起她们，安珀尔与克洛芙既非太富又非太穷，而是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的普通女性。普通女性日益加入这支队伍，它的规模可以想见了。

　　弗朗茜斯·麦肯齐是一位26岁的网络工作者，她就是这种新女权主义的信奉者之一。她正是以新女权观点思考未来的：“我清楚记得，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妈妈是如何艰辛工作的，我也看到了姐姐在办公室里耗得精疲力尽的情景，她们都把弦绷得太紧了，损害了家庭孩子。我不想过那种生活。大概女权主义的钟摆往相反方向运动了。我妈一直推促我姐艰苦工作以求得一份好职业，因为她自己正是那样奋斗的，这正是上一代女权主义者的共同特点。可是我们这一代，认为女子能干男子传统活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中许多人拒绝了妈妈与姐姐的路，并意识到确实存在着其他的选择。比如，早点当妈妈，这同样十分要紧。”

　　上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的一些代表小说，如《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等，曾经生动地描述过上一代女子不愿早当妈妈的乐趣。而今，新一代女性则正在质问，为了得到女权主义所赢来的自由，妈妈与姐姐们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太高。

　　大学教授埃斯特勒·弗里德曼对新一代女权运动的发展方向充满信心，他认为她们将大体遵循二次大战刚结束后妇女的道路，即于四十几岁大量返岗，因为那时孩子已长大了。而且，她们很可能对教育事业等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对相关政策也会更有影响力，因为在这些方面她们已有了更多经验。他说：“重要的是，我们不把妇女限制在家里。女权主义反对的，只是将家庭与母亲责任作为女子惟一选择与职责。在这一点上，新一代与老一代女权主义并无太大区别。”

　　(编辑：独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