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设计出比较高效率的制度供给。即将于11月9日召开的十八大三中全会，也将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并进而释放增长红利。
实际上，市场化改革是中国改革进程遵循的发展主线。1992年“南巡”之后，国家相继通过了分税制、国企改制、住房商品化、耕地保护制度等改革，为20年来的持续高增长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间。但很大程度上讲，大部分改革只走到了半途，甚至形成了行政和市场化“双轨”状态下的“二元化特征”。中国政府作为“强势政府”迅速组织资源，是实现“增长奇迹”的关键，然而，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把动用资源变成常态化，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政府对市场的替代，导致市场资源配置扭曲和信号失真。
归根结底，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力量因素是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来提高效率，而这必然依靠市场化力量。当前中国最大的约束并非需求约束而是供给约束，也即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全要素生产率滞后带来的问题。因此，应进一步深化劳动力、资源、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的市场体制改革，通过要素松绑释放要素效率，而这必将涉及到政府自身更大的改革，对自身的权力做切割，这其中财政金融改革、国企改革以及行政体制改革是三中全会的三大主线。
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看，中国信贷资金投放一直存在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为信贷投放集中于政府项目、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与传统行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与新兴行业信贷支持力度不足。因此，新一届政府首要的是从财政和金融资源错配入手，推动新一轮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
一方面，加快利率市场化、资产证券化以及直接融资等全方位金融体制改革，避免金融经济偏离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疏通社会资金在金融体制内外的循环，实现金融体系建设的目标从资金筹集型向资源优化配置型转变。另一方面，以优先调整事权、带动财力重新配置为重点，重新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将涉及全国范围内普适性的民生性支出责任上移，重新启动事权与财政相匹配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国企改革方面，将新一轮改革的重心放在完善市场参与机制、打破垄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上。以国有资产资本化为重点，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完善产业链，进行跨区域、跨所有制重组整合，大力推进企业内部资源整合，并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和产权市场淘汰落后产能。特别是要打破资源和权力垄断，构建开放竞争的公平秩序和环境，改变资本配置低效的局面。
而政府自身的行政体制改革同样也将释放出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强烈信号。三中全会后下一步如何围绕“权力下放”，全面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强化政府效率，是推进政府改革的核心一环。事实上，中国历次机构改革都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轴心，之所以效果不尽如人意，是因为未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因此，改革的核心任务是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
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已先后取消和下放了能源、交通、通信、文化等领域18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下一步，将继续向市场、社会、企业放权，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与此同时，政府还必须承担更大的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责任，中央政府要承担起全国性、跨区域性事务方面的战略规划、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宏观管理等方面的职责，推动面向全体国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通过切切实实的“放权”，从“强势政府”转向“高效政府”，真正让政府、市场、社会各归其位。
(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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