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门提出多项建议治堵控污，其中包括建议研究以停车泊位控制机动车增长的实施可行性，把拥有停车泊位作为申请小客车摇号的资格审核条件之一。
从1998年3月到2003年年底，本市曾经推行过为期五年的停车泊位证明制度，此举的初衷当然是为了调整机动车总量的增长速度，但有关该措施合理性的争议如影随形。例如，一些汽车交易市场出现了专门的“泊位贩子”，贩卖或真或假的泊位证明；再比如郊区的泊位比较宽松，可因为当时规定“购车者办理的停车泊位证必须限制在居住地2公里范围之内”，所以一些住在市区的人买了郊区的泊位证之后，又去购买伪造的房产证……总而言之，当年的停车泊位证明制度滋生了一系列问题，最终于2004年1月寿终正寝。
如今，我们的城市身陷“霾伏”，为了进一步治堵控污，交通部门再一次提出老办法，可以说情有可原。不过细想一下，这样的建议落实起来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这是因为，和1998年相比，我们已经有了史上最严的办法来控制机动车增长速度，那就是“购车摇号制度”——甭管你有多少钱、有多少车位，只要摇不上号，买了车就不能上牌照。
既然如此，再加一条“以停车泊位控制机动车增长”，是不是略显多余呢？打个比方，为了减肥已经确定好10个人只给仨馒头的“指标”，想多吃点也没什么可吃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规定“没筷子的人不许吃饭”，那么您猜猜，其结果是“抬高筷子价格”还是“减少馒头消耗”？
摇号政策不仅仅让泊位证明制度失去了根本意义，而且这两者之间还有可能存在矛盾。例如，我为了取得摇号资格去买一个或者租一个车位，可是连续数年摇不上号，这个车位也就空置在那里。这样的话，不仅个人的钱财浪费掉了，而且有限的车位资源也浪费掉了。再比如，很多小区租售车位时要求车主提供行驶证，可是没摇上号、没买到车也就没有行驶证，这就令人陷入了“鸡生蛋蛋生鸡”的两难命题。
再往远处想想，如果泊位和买车勾连到了一起，那么会不会有人为了取得泊位证去车位宽松的郊区购买二套房？又或者，有配套车位的小区会不会因此而借机涨价？万一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泊位证”岂不是和丈母娘一样，也成了房价走高的推手？
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显然比笔者更加专业，所以这些问题不太可能想不到。在雾霾包围和市民对蓝天的渴望当中，相关部门“鸭梨很大”，所以正在开动脑筋计划着一切简单或者复杂的办法。
相关部门积极想办法值得褒奖，但事实上，机动车增长的“内在动力”和城市的规划是否合理，公交系统的服务是否到位密切相关，所以控制机动车增长要下的功夫应该是在车辆本身以外。
举个简单的例子，倘若保障房不是大面积扎堆儿在回龙观等地，而是合理分散到市区各处，潮汐式运动的居民也就不会因为出行难而都想买车；如果公交车没那么拥挤，如果地铁不会总是在早晚高峰限流或者“信号灯故障”，那么很多市民出行的时候就会主动选择公共交通。
本报评论员 庞岚
（原标题：控制机动车 功夫在车外）
